江青手握周恩来,真实的阎锡山及阎锡山时期的山西

原标题:宣城历史上第一座城市——“彭泽聚”考

原标题:江青手握周恩来“脱党”证据 欲置其于死地

原标题:真实的阎锡山及阎锡山时期的山西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微信版第081期

  本文摘自《周恩来在1967》,陈扬勇著,重庆出版社出版出版

【编者按】阎锡山(1883-1960),人称“山西王”,字百川,号龙池,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今属定襄县)人。1911年10月领导辛亥太原起义并获得成功,被推选为山西都督,后历任山西省省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山西省主席等职,执掌山西达38载。1949年太原解放后,出任迁往广州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12月随国民党退守台湾。

宣城历史上第一座城市——“彭 泽 聚”考

陆再奇

“城市”一词最早见诸于《诗•鄘风•定之方中》一文“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由“城”和“市”组成。最早的“城”实际上是用泥土围起来的村落,“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市”为物物交换场,货币产生后就成为买卖的场所。城市学研究者认为,城市并不一定有城(指围墙),但必须有市(指集市)。笔者认为,从城市应具备的要素来看,宣城历史上有文字载的第一座“城市”应为战国时期楚国名邑——爰陵邑所在地彭泽聚。

彭泽聚为爰陵邑、爰陵县、宛陵县和丹阳郡治所所在地,史书记载是明确。彭泽聚为城市,史书记载不明确,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没有“城”,不符合人们对城市的习惯定义。三国孙吴时建造的有围墙的城市因遗址无法考证(注:吴赤乌二年,敕诸郡各治其城廓,江南郡有城始此),今人多以公元326年左右,西晋时宣城内史桓彝选择陵阳山建造的“宣城郡子城”,为宣城第一座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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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泽聚,彭泽为地名,聚,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载:“聚,会也,邑落曰聚”;邑,有三种含义,分别指城市,都城:城~。都~;旧指县;古代诸侯分给大夫的封地:采~。1957年,寿县邱家花园出土的,战国时期楚怀王颁发鄂君启的水陆通行免税凭证——“鄂君启节”,铭文注明的舟节路线为:“自鄂往,逾湖,上汉,庚鄢,庚芑阳,逾江,庚黄,逾夏,入汜。逾江,庚彭,庚松阳,入浍江,庚爰陵。上江,入湘,庚邶阳;入庚鄙;入资、沅、澧、油。上江,庚木关,庚郢。”“爰陵”一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和黄盛璋两位老先生反复论证,就是指今天的宣城。“鄂君启节”是我国最早的经商免税通行证。当时,楚国幅员辽阔,城邑数百,均设水陆关卡,税官驻守,征收往来商队关市税。由此可见,公元前323前时,爰陵邑城——彭泽聚不仅是城市,而且还设有向来此从事贸易活动的商人收税的官员。

彭泽聚,楚国为爰陵邑,秦为爰陵县,汉为丹阳郡、宛陵县所在地,前后存续时间长达600多年。彭泽聚的具体位置,史书记载的并不明确。笔者整理相关史料,认为应在凤凰桥附近的宛溪河东岸。千百年来,彭泽聚所在的地形地貌,由于水土流失和人类的改造,具体确切位置和四周边界的范围,有待考古发现和史料的进一步挖掘。《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第八上》载:丹扬郡,故鄣郡,属江都。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扬,属扬州。户十万七千五百四十一,口四十万五千一百七十。有铜官。县十七:宛陵,彭泽聚在西南。清水西北至芜胡入江。莽曰无宛。清嘉庆《宁国府志》载:(彭泽聚)今名彭泽街,在大东门外。《汉书注》谓在宛陵西南,因旧丹阳郡治在今郡城东北。

清光绪《宣城县志》载:丹阳旧治在阳德门外,则距今所云迎春寺即永庆者当不远。阳德门,南唐宣州刺史林仁肇建新城时称“安定门”。元至正十四(1354年),更名为阳德门,位于济川桥西,意为接受阳光普射,又称“大东门”。永庆寺,清乾隆《宁国府志》载:在城东北里许,郡邑每岁迎春于此,俗名迎春寺。唐末刺史台濛(唐末五代时吴王杨行密部将,公元903年,斩叛将田頵,以功授检校太保、宣州观察使)舍宅建,旧名保寿。宋太平兴国时赐额今名。寺内松风亭,亭下有古柏二株,旧传为五代台濛手植,因古松得名。梅尧臣《永庆僧舍松风亭》诗曰:“谁按黄金徽,满指清风度。但听松上声,不知松间趣。野僧何所乐,乐此数株树。宁邀俗客来,草绿涧西路。”前有永丰桥。永丰桥,清光绪《宣城县志》载:阳德门永丰寺前,俗称迎春桥,明正统中住僧并照建。国朝乾隆乙丑年(1745),里民于柏树下募建殿三楹,今圮。

所以丹阳郡治应该在迎春寺附近,大东门外里许的位置,彭泽聚在西南,也就是在在这个位置的西南,从而判断出应在今凤凰桥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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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宣城县志》对彭泽聚的方位做了考证:案《前汉志》丹阳郡宛陵注:彭泽聚在西南,清水西北至芜湖入江。泾下注:泾水出芜湖。泾水当宣邑上游,其出芜湖,则经宣之西境,今之青弋江是。其曰西南彭泽聚,当在陵阳,泾之东北毗连碕崖,距江未远,而仍沿彭泽旧名或别有说,今无可考耳。宛之清水,则似指双溪合流之大河,下汇北埼、南埼、固城诸湖,故称“五湖”。郑樵谓山川之形,终古不易。而其间小有变迁,非独川流壅决靡常,即山岩石骨、地脉转输时复消长。志称:吴赤乌十三年(208)八月,丹阳句容及故鄣宁国诸山多圮,或者分江水断流,即其时邪?该文作者认为,彭泽聚应在泾县、陵阳县东北距离长江不远的地方,而非大东门外的彭泽街,这是对彭泽聚的又一种解释。笔者认为次说是不对的,如果按照这种解释,彭泽聚早已离开了宛陵县的辖地,为什么还要把彭泽聚放在宛陵县下进行描述呢?

从彭泽聚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周边环境来讲,完全符合我国古代城市建设要求。《史记•货殖列传》载:我国早期的城址就多选择在江河的沿岸,或平原的中心。江河有舟楫之利,又可以为城市提供丰富的水源。平原多物产丰富,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选择江河的沿岸建城,一般位于河流的二级阶地之上,既可以解决城市供水,又不至于被洪水所冲没,所谓“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
对于具体的城址,要经过精心选择,“因天材,就地利。”通过水阳江、青弋江水系,经长江北达中原腹地,南下江浙沿海,西进巴蜀。

彭泽聚,作为一座城市,笔者认为最初及相当长期时间内,既有城墙(推测有泥巴围起的墙),又是物物交换场所或商品交易市场。彭泽聚的城墙毁于何时,史书没有记载。据史料记载推测,可能毁于战火或秦代迫于秦始皇的淫威自行折毁(注;秦兼并六国,曾下令夷坏天下城廓。因此,汉高帝六年(前201年)冬十月,令天下县邑城,以备守卫毁而不建,是因为汉高祖刘邦不准重建。宋嘉定《宁国府志》载:汉高帝六年,令天下郡邑城,时江以南犹为楚之封国。也就是说,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刘邦令天下郡县筑城,时长江以南含爰陵县在内,曾为为刘邦手下战功显赫的异姓王韩信楚国属地,刘邦害怕这些异姓王利用城池发动叛乱,不准建建城。)或自然灾害,或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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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彭泽聚可能是因为有市场无城防。所以清光绪《宣城县志》彭泽聚考一文指出:“旧志指俗传之彭泽街为彭泽聚,颇觉未安。盖聚者,聚落之谓,非郡非邑。而道里适均,商民填咽,远近乐赴,北方曰“虚”,亦曰“集”,今时犹然。考汉志所称“聚”者,与铁官、盐官、工官及乡亭等同例。若仅仅以街名牵附,恐非班氏之指”。
汉制,郡、县筑城以后,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聚不是一级行政单位,只是自然意义上的居民单位。但聚中往往有市。《汉书•地理志》所记的“聚”,有刘聚、彭泽聚、秦聚、直聚、永聚等16处以上。《后汉书•郡国志》所记的“聚”,有唐聚、上程聚、士乡聚、褚氏聚、曲遇聚、阳人聚、桃江聚等等55处之多,主要分布在人口密集的中原地区。

笔者认为,以此为据否定彭泽聚为丹阳郡和宛陵县治所所在地,不符合秦汉时期长江以南地区郡县的实际情况。当时,中原地区城市布局密集,经济发达,商业繁荣。长江以南,“地广人稀”,风俗与中原各异,居民多为越人。用西汉淮南王刘安话说:“越,方外之地,酂发文身之民也。”这里“非有城郭邑里,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越人愚戆轻薄,负约反贾,其不用天子之法度。”至于“蛮人”所居之地,朝廷虽然在那里设了郡县,但语言各异,“幼无别”,“不待贾而足”。

公元325年,东晋散骑常侍、万宁县男,谯国龙亢(今属安徽怀远县)人桓彝(276—328年,宇茂伦)出任宣城太守时,依据“度地卜食,体国经野”、“国必依山川”的建城原则,在与彭泽聚隔宛溪河相望的陵阳山建造“宛陵”城。

(作者系宣城市档案馆副馆长,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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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阵容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一家小报登了一幅漫画,画面是这样的:蒋介石一手握枪,一手托着现洋;冯玉祥一手举大刀,一手抓窝窝头;阎锡山一手提一杆秤,一手拿着算盘。每当有人说起这幅漫画,阎锡山都会得意地笑起来,因为他也认为自己就像这幅漫画寓意的那样,精于计算,擅长经济。的确,以治国的理念业治理山西,这是其他军阀想做又做不了,或者压根就没想到要做的,但阎锡山却做到了。

政治局委员除上述11个常委外,还有董必武、陈毅、罗荣桓、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李井泉、谭震林、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

阎的爱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防御部队、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展优良的牛、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

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名义上是政治局常委,实际上已靠边站,没有中央决策的发言权了。朱德、董必武、罗荣桓、刘伯承等年高体弱,基本上是“赋闲”在家。

阎锡山不好女色。他之所以娶了一房姨太太徐兰森(5个子女皆其所出),实在是因为原配徐竹青不能生育。阎锡山是独子,迫于压力才续娶。

彭德怀、贺龙已经被“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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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陈伯达、康生是一个鼻孔出气的。

阎锡山

那么,中央决策层内能够制约林彪、江青一伙,并与其倒行逆施相抗衡的,除毛泽东外,只有周恩来和陶铸。此外,还有围绕在周恩来左右的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三老四帅。

阎锡山为了治理山西,可谓是殚精竭虑,苦心经营,他的许多政策和措施也烙有鲜明的阎氏印记。三十年代,他用不到十年时间,在山西建起了初具规模的经济、交通、国防和金融体系,以农业发展为例。从1917年开始,阎锡山重拳出击,推出“六政三事”(“六政”: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天足;“三事”:种棉、造要、牲畜)来发展农业。

因此,在扳倒陶铸之后,江青一伙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周恩来。此时,他们更加感到周恩来是他们实现政治野心的最大障碍,他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迫不及待地要打倒周恩来,搬掉他们篡党夺权路上的最大“绊脚石”。

在推行“六政三事”的过程中,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阎锡山的政策非常灵活。例如,为解决水利建设中资金不足的问题,他允许先贷款后偿还;在发展蚕桑业时,他不仅设置专门机构,还向农民提供技术和管理服务。其二,阎锡山在推行经济政策的同时,特别注意把政治教育糅合其中,向农民不断灌输儒家思想和军国主义思想。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农民在实现经济自足的同时,阎锡山也建立起一个有利于自己统治的社会秩序。阎锡山因此成为第一个在全省范围内把政权渗透到村一级的人。

于是,江青一伙对周恩来的刁难和攻击由暗处跳到了明处,由偷偷摸摸转为公开化了。

阎锡山在农村的改革为山西农民带来不少利益,社会秩序也很稳定。稳定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有一次宪兵司令部逃走了一个犯人,阎锡山立即给各县打了个电报,结果不到三天,就在孟县查获。治安效率之高,令人叹为观止。梁漱溟在1922年到山西考察村政建设时,也曾在山西国民师范发表了一篇夸奖山西农村建设成绩的演讲:“现在全国各地都乱到极点,个人自由的权力,全被剥夺无遗。……如广西、广东、湖南、四川、陕西……,哪处不是民不聊生!……山西这方面,无论如何,我们总是可以赞美地方政府有一种维持治安的功劳。”

他们公然叫嚣:“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

事实上,阎锡山不仅有维持治安的能力,在危机处理上也很有一套。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时候,山西一个北部贫瘠地区曾爆发一场肺疫,其疫情的严重程度不亚于2003年的“非典”。阎锡山在接到疫情报告后,反应迅速。他立即命令各县实行交通封锁,督促各级官员清洁隔离、埋尸封室,同时聘请在山西的各国医生、牧师、传教士帮助诊治。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效地控制了疫情。阎锡山能做到这一点在当时实属不易,因为所有这些都是在交通不便、信息难通、医疗设施差的条件下进行的。

江青还说:除了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外,都可以打倒。

除了花大力气治理农村,阎锡山对山西工业特别是军火业的发展也不遗余力。他所设立的太原兵工厂和山西火药厂,曾与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汉阳兵工厂和沈阳兵工厂并列。生产的弹药不仅能满足自己军队的需求,也成为他拉拢和要挟其他军阀势力的重要工具。由于弹药充足,阎锡山曾下令官兵在打靶时,一律用实弹。这种气派,在全国军队中绝无仅有。

1967年1月7日,陶铸被打倒的第三天,江青在一份情况反映上批道:总理,群众要斗争周荣鑫和童小鹏,应随传随到。

在航空业的发展上,阎锡山同样具有长远目光和雄心壮志。早在1920年的时候,他就着手为发展航空业创造条件,准备山西自己制造飞机。为此,他不仅多次派人去法国学习航空技术,还从德国高薪聘请工程师、机械师,带领技术工人组装飞机。1925年,阎锡山从法国引进飞机制造术,组装出了自己的飞机。到1930年底的时候,他先后斥巨资购买或组装了二十多架飞机,成立了“晋绥军航空大队”,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大事。

陈伯达也劲道十足地批了两个大字:同意。

在阎锡山的治理下,山西的实力走在了全国的前头。因此,山西在当时被称为“模范省”,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就连吴佩孚也于1922年致电阎锡山,表示了他的钦佩之情。因为治理有功,阎锡山曾两次被蒋介石封为“模范省长”。在一次国民党党政军高级干部会上,蒋介石甚至这样说:“过去,我们学苏联、学美国、学德国,都失败了,落了个一切都没办法,还不如阎锡山在山西有办法,我们今后要学阎锡山。”

周恩来一看就明白,江青的矛头是奔自己而来的。

阎锡山造的铁路自成一体,全是窄轨。正太铁路局局长朱霁青曾对人说:“不知阎老西到底安的什么心。他坚决不肯让同蒲和正太两条路与全国铁路成为同样的轨道,以便衔接,我屡次向他建议,他就是不理。”无论如何,1919年胡适陪同杜威到太原,1934年潘光旦走在正太路上,都曾留下赞美之辞。

周荣鑫是国务院秘书长,童小鹏曾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当时刚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他们两个人是周恩来的“救火队”(“文革”初期,林彪、江青一伙出于乱中夺权的政治野心,处处“点火”。为此,周恩来千方百计组织人四处“救火”。江青在背后多次恶狠狠地讽刺周恩来是“灭火队长”)的主要队员,是协助周恩来处理文化大革命中党中央和国务院繁重的日常工作的得力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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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江青一伙千方百计要打倒周荣鑫、童小鹏。他们要打倒和铲除所有协助周恩来与他们的倒行逆施作斗争的老干部,使周恩来成为“光杆司令”,这是他们阴谋打倒周恩来的一大策略。

阎锡山一家

1966年12月16日,由江青一伙策动,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北京市中学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周恩来也到会参加接见。

阎锡山从大连回到山西后,山西经济因为战争的破坏已经濒临崩溃。阎锡山埋头经济建设的同时,开始编制《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方案》。当时,连中央政府都做不到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更别提其它的省市了。阎锡山又做到了,而且做得有声有色。山西经济在省政十年计划方案的保驾护航下,渐渐步上正轨,再现了山西当年的繁荣。大批外省人和外国人涌入山西,观摩学习。据一位美国的新闻记者说,山西省的工人每天可以拿到六角至一元二角钱,与其他省市工人相比,这简直就是高工资,而另一位访问过山西的外国人说,山西工业发展的前景是“无限美好的”。

会上,江青歇斯底里,对周恩来搞突然袭击。

必发88手机版,1935年,一位上海的工程师在对阎锡山的经济政策做调查后,建议蒋介石以山西为榜样发展经济。这位工程师的看法引起了当时北京和天津两家报纸的共鸣。这两家报纸指责南京政府整天讲空话,而“山西却在一声不响,脚踏实地地做了好多好事”。也许是受此刺激,蒋介石也在1935年发起了自己的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

她事先未和周恩来打招呼,当众点名批判周荣鑫,并逼他到前台低头认罪。

君不见,曾经的山西,是“海内最富”。可叹的是,现在的山西,一趟趟列车开进,一趟趟煤车开出,山西已经沦为京津的锅炉房。满清灭亡以来,山西人最认可的“省长”不是别人,正是阎锡山。

江青讲话才开了个头,就突然尖声恶气地说:“周荣鑫就是”西纠”的后台!你们认不认识他?让他站出来,大家看看!”

被遗忘的抗战功臣:山西阎锡山晋绥军事集团

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是个中学生的群众组织。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在毛泽东接见全国红卫兵,上千万的红卫兵涌进北京的情况下,需要有人维持秩序;这么多红卫兵的吃、喝、拉、撒、睡,需要帮助接待和安排,西城纠察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西纠”的成立实际上是周恩来支持的,周荣鑫奉命为他们提供了房屋等条件。“西纠”成立后,做了许多好事,但后来也做了一些过火的事。江青此刻公开点名批评周荣鑫“是西纠的后台”,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晋绥军事集团,阎锡山是当然的领袖。他对这支部队的编制,很有个性和创造性。单独设立迫击炮团,手榴弹旅外加九个手榴弹营,仅此两项创,便创造了中外历史的先河。这种编制在抵抗北洋军阀和日本鬼子的入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日时期的绥远抗战、忻口会战、太原保卫战、坚守晋西等抗日行为都为当时国人所称道,并涌现出傅作义、徐永昌、商震等一大批战功卓著的名将。阎锡山在这些抗日行为中使自己苦心经营多年才积累起来的军队本钱几乎损失殆尽,晋绥军的主要军事将领有商震、徐永昌、李服鹰、张荫悟、周玳、楚溪春、杨澄源、杨爱源、王靖国、傅作义、孙楚、李生达、陈长捷、郭宗汾等。这些人物大都出身保定系,这些人物也大都是阎锡山的“十三太保”,如李服鹰、张荫梧、楚溪春、李生达、傅作义等等。

说着,江青扭头对正在听康生布置任务的周荣鑫喊道:“周荣鑫,你站到前台来,让大家看看你!”

这些将领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傅作义。这位被阎锡山由太原陆军小学保荐到北京清河陆军学校的15岁的青少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即回山西,由少尉排长连升至少校团副的他。在讨冯玉祥国民军的战斗中,由于守天镇指挥有方,一年之内,傅作义由上校团长升到中将师长。这在晋军、晋绥军历史上是没有过的。晋绥军的战斗力就是以傅作义的三十五师及其后来发展为三十五军为典型代表。后来,另起炉灶的傅作义,更是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出尽风头。抗战时期的1940年,他指挥的五原会战,击毙日本水川中将、步兵联队长桥大佐、特务机关长原中佐和五原矿日本籍军事技术人员500人,击毙日军1100人,生俘日军大小指挥官50人;毙俘伪蒙军3000人。傅作义本人也继蒋介石之后第二个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而他手下的几乎清一色的晋绥籍将领,诸如鲁英麟、董其武、郭景云、杨维垣、孙兰峰、安春山、朱大纯、刘春方、卫景林等抗战名将,也得到提拔重用。

同时被江青点名批判并逼到前台认罪的还有国务院副秘书长雍文涛。

晋绥军史上,杨澄源之三十四军的战斗力也非常出色。守原平的那个姜玉贞旅即196旅,即属于该军编制。其它诸如商震、徐永昌、周玳、楚溪春、王靖国、陈长捷等,在抗战时期,为民族的抗战事业作出了贡献,在近现代历史上,也算是了不起的人物。抗战时期,寺内寿一大将、坂垣师团、东条英支部,都曾遇到这些晋绥军将领率部进行的顽强抵抗,吃了晋绥军的不少苦头。一支地方部队能有这样的表现和成就,这在近现代史上,恐怕只有桂系可以与之一比;一支地方部队能出这么多的人才,这在近现代史上恐怕没有一支地方部队可以与之相比,包括桂系。

江青指着周荣鑫和雍文涛的鼻子训斥说:“我希望你们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学们,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态度;对于中年的、老年的,坚决死不回头的执行资产阶级路线的人,斗倒、斗臭、斗垮!”

山西义务教育奇迹

在那种年月,被江青在大会上点名批判,就等于宣布被打倒了。

阎锡山有一整套治理山西的理念,如“村本政治”、“公道主义”、“按劳分配”……今人对这些理念已经相当隔膜,自然也很少有人能够了解阎氏其实是在中国搞义务教育的第一人。在那样一个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战火绵延的年代,阎氏能够将“受教育”与“当兵”、“纳税”并列,称之为“国民之三大义务”,放在《告谕人民八条》的首条,要求山西民众全体遵守,实属不易。

据当时在会议现场的穆欣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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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江青的突然袭击,周恩来异常震怒,但仍然尽力克制。人们看到,从来不抽烟的周恩来,伸手拿起一支香烟,默默地抽着,神色十分严峻。主持会议的同学觉察到会场上的紧张气氛和总理的愤慨。

阎锡山

晚上,周荣鑫来到中南海西花厅,问周恩来他该怎么办。

山西教育当时也在全国领先。阎锡山很早推行国民义务教育,在《人民须知·民智篇》中他说:国民学校的功课,就是修身、国文、算术、体操、图画、手工等事,有四年功夫就毕业,学下算盘、写信、记账的本事。稍有钱的,再上高等小学校;实在穷的,也可自谋生活。这就是求知识的第一样要事。

周恩来叹了口气,说:“工作恐怕是暂时不能干了,看看情况再说。”

到1916年,山西每万人中有小学生290名,居各省之首。从1924年起,山西适龄儿童入学率每年都在80%以上。他在家乡河边村创办的川至中学也设附小,共7排140间瓦房,礼堂、会议室、生化研究室、标本陈列室、运动场等一应俱全。头4年不收学费,每年还给学生发一身校服、一双皮鞋(后改为帆布鞋)。这都是阎锡山自己掏的钱。

看来,周恩来下午到林彪处抗议江青打倒周荣鑫,没有达到所希望的要求。

阎锡山说:民众无知识,政权就会被少数人控制用来为少数人谋利

“你就呆在中南海休息,不要出去。”周恩来知道,江青点名后,周荣鑫的处境很危险,红卫兵一定会四处揪斗他。

阎锡山治理山西期间,曾发行过一本装订朴素的小册子,叫做《人民须知》,印刷量很大,户户都有。小册子的主要内容,是用极朴素的语言,向民众解释政府治理山西的理念和政策。“义务教育”在当时是极新鲜的事物,故而阎氏在《人民须知》中如此解释:

果然,江青一伙打倒周荣鑫还不满足,还要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唆使红卫兵说:“揪出西城纠察队的后台来就枪毙!”

“凡是山西百姓,不论贫富贵贱的小孩子,七岁到十三岁,这七年内须要有四年上学,这就名叫国民教育;凡上过学的人,知识就高了,身体也壮了,为父母的无论如何贫穷,总要使子女上学,是父母对于子女的义务,又名叫义务教育;国家法律定的,人民若不上学,就要罚了还得上学,又名叫强迫教育。”

于是,红卫兵立即发出了召开批斗周荣鑫的大会的通知,准备会后就拿周荣鑫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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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派出的联络员火速将这一消息报告了周恩来。

阎锡山

周恩来找到会议的组织者,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不许召开批斗周荣鑫同志的大会,否则,一切后果你们自己负责!”

阎氏辛亥革命后出任山西督军,对本省民众民众“(竟)不知民主共和为何事”,无力参与到政治事务中来的状况深有体会,故有“受教育之国民愈多,人群程度愈高;人群程度愈高,政治能力愈强”的感慨。在一次公开讲话中,阎锡山如此阐释义务教育和优良政治之间的关系:

组织者心虚胆怯了,会议没有开成。

“国民教育,系义务的、低浅的,故对于社会无报酬。受此教育者,亦无所发展,其不为社会所重视,盖有故也。不过今日为列国并立之世界,此人群与彼人群遇,较量优劣,要在多数人民之智识,不在少数优秀之人才。今日中国四万万人,不及他国二千万人者,因多数人无知识,一个人抵不住一个人之故。此尚就对外者言之也。说到对内,共和国家主体在人民,必人民之智识发达,然后能运用良政治,如其不然,则其政权,必将由多数人民移之少数人之手。既移之少数人,则此少数人所运用之政治,必以少数人之利益为利益。”

江青一伙还不甘心,他们也知道周荣鑫被周恩来保护在中南海,于是又唆使大批的造反派聚集在中南海西门、西北门、北门,架起高音喇叭,鼓噪着要周荣鑫出来接受群众的批判,交代问题。据当时的《情况反映》记载:西门有三四千人,西北门有三四千人,北门有一千多人,新华门有二百多人。

“人民程度”虽“难骤臻完善”,但义务教育“在今日必须举办”

然后,江青以此为由,亲自出马,给周恩来下了一个通牒。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江青批给周恩来关于“群众要斗争周荣鑫、童小鹏,应随传随到”的批示。

阎氏语境中的义务教育,所确立的最低目标,是使大多数因贫困而无力继续深造的子弟,学会打算盘、写信、记账等农村实用本领,同时能够看得懂报纸、告示和刑律,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新的政策和律令。这种程度,自然谈不上对现实政治能有多少助益;阎氏自己也很清楚:“义务教育非常紧要,盖欲增高国际之地位,增进人民之程度,非此不行。然此种教育,即使各省一齐办起,亦非二十年不能奏功。”

“江青逼人太甚,岂有此理!”想想江青的丑恶表演,周恩来怒火中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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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善于克制的周恩来又很快地使自己冷静下来。与江青之流的中央文革一伙的斗争,需要的不仅仅是直面是非的勇气,而且更需要沉得住气、压得住火的韧性和睿智。

阎锡山

周恩来转动着手里的铅笔,凝神沉思了一会,随即在江青批来的材料上批道:周荣鑫、童小鹏应该深刻检讨,但请注意不说“随传随到”,改说“批判必到”,因如“随传随到”,我要找他们问事办事,将无法找到人了。

但阎氏关注的是未来。在另一本普及到每家每户的小册子《家庭须知》里,阎氏说:“国民知识为民主立宪的根本,非教育普及不可”,义务教育虽不足以让民众立即知晓何谓“民主立宪”,但若没有义务教育,则在未来,民众也无从知晓何谓“民主立宪”,更谈不上知晓如何操作实践了。1918年,在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上,针对某些人质疑义务教育的现实作用有限,阎氏驳得更明确:

周恩来给了江青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

“余意以为义务教育,在今日必须举办。盖人民(的民智程度)乃系与日俱长的,并不能悬日以待也。今日而施行义务教育,即异日可增加多少受教育之国民。……人民程度,因难骤臻完善,然亦可使地方人民多若干识字者,较之置焉不办,使此若干人民竟一字不识者,不犹愈乎?。”

后来,周荣鑫一直在中南海住到1969年局势基本平静才出来。

虽然阎氏把希望寄托在未来,但仍尽力在现行政治体系下为民众创造了参与实际政治运作的机会,希望以之操练民众的政治参与能力。1921年,阎氏下基层视察后作诗《十年春出巡对民吟》,其中写道:“国民教育要普及,整理村范尤要急,告尔村众自动办,粗治三年便可得。”这四句诗所讲的,正是阎氏日后在山西普遍推行的“村政自治”——在阎氏看来,要落实孙中山提倡的“民有民治民享”,必须把政治放在民间:“什么叫民间呢?省不是民间,县也不是民间,实在是村是民间。所以省县无论什么机关,不是官治就是绅治,总不是民治。换句话说,就是欲民治主义,非实行村治不可。”为此,阎氏在山西实行“村本政治”,推行设立村民议会。其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让村民参与村政,来培养他们的参政能力和民主素质;而推行义务教育,则是村民有能力参与村政的前提。

一波未平,凶波又迭起。

提倡“家性教育”,认为学生义务教育期间的功课要“于他们家庭有帮助”,才能招来学生

1967年1月10日,陶铸被打倒的第五天,陈伯达在接见造反派时,别有用心地说:“在毛主席身边的刘、邓路线者,除了陶铸之外,是否还有别人呢?可能还有个把子,至少!”

和其他省份执政者在义务教育内容问题上照搬中央文件不同,阎锡山对义务教育应该教什么,有自己独特的理解。阎氏提倡一种“家性教育”,认为“普及教育是一件布帛数粟的事,应当合乎人之家性,按家性教育的办法办理。”

陈伯达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政治嗅觉并不迟钝的造反派不难悟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被打倒了,能在毛主席身边的几个常委,除了林彪、陈伯达、康生外,就只有周恩来了。

什么是“家性教育”呢?就是根据学生家中不同的务农情况而确定对村民的教育内容。阎氏认为:只有家性教育才能吸引来更多的学生,父母也才会非常愿意让子弟上学。阎氏说:“个性教育,是教育人的法子,家性教育,是办教育的法子。非个性教育,教不好人,亦非家性教育,招不来学生。二者相辅并行,教育斯易普及。”还说:“现在教育家提倡个性的教授,我以为应当提倡家性的教授。譬如农家之子,就把搂田作为他的一门功课。评定他们的分数多寡,就以搂田和打场的勤惰为标准,总要使上过学的男子,比没上过学的男子爱锄田。上过学的媳妇,比没上过学的媳妇爱打场才是。假如当教员的,不观察男女家性如何,随便教学生们念几句书,学些习气,那还谁肯让子弟上学?谁敢让子弟上学呢?那就大违背我的普及教育宗旨了。……当教员的总要明白各个学生的家性,在学校内所学的功课,都是于他们家庭有帮助的。所以学生学的功课越多,帮助他的父兄作事越多,这才是普及教育的真道理。”“无论教育什么人家的子女,都应该有益于人家的家庭生活,得人家家庭的欢心。总期使上过学的子女比没上过学的子女,帮助家庭的力量还大。这样教育出来的人,他是个人才,家里也支持他读书。”

2月,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等三位副总理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四位军委副主席先后在京西宾馆和怀仁堂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伙。

陶行知1925年说:全国“真正实行义务教育的,算来只有山西一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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