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高僧看到两个放牛娃大惊

20世纪20年代读本中的国家与世界

话说这一年,有一位高僧带着自己的弟子来到了凤阳县,看到了这里的灾情,于是就留下来帮助这些难民。这位高僧擅长医术和相术,是一位世外高人,他游历四方,就是救济天下苍生,凭借自己的一己之力,尽可能的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在这里他就开始为灾民免费的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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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是我们工人做的,田是我们的弟兄农夫种的,房屋是我们工人构造的,我们应该有充分的享用权。到现在,我们工人农人,只落得啼饥号寒,不费气力的资本家和地主,他们却是锦衣玉食,并有高楼大厦,贮藏着娇妻美妾。

我们纵观历史,每个朝代到了末期,就会因为统治者的无能,或者他们实施暴政,造成社会混乱,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元朝末年也是这样,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连年的战争,还有自然灾害,使得田地荒芜,老百姓没了粮食,就没得吃,到处都是饥饿逃荒的难民,被饿死的人很多,还发生了大面积的瘟疫。

阿史那社尔出身突厥王族,自幼智勇双全

这就导致一面对民国建立有些读本依然是持肯定态度,说:“中国人民受专制几千年了,竟到辛亥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才把满清推倒,改建共和,这是一椿很可庆幸的事,所以每年十月十日,为国庆纪念日”。

在我国的历史中,有很多皇帝都是出身草根,而不是贵族出身。但是他们很小的时候就被看出有天子之相,每一个开国皇帝,都有一个神奇的传说。他们的出生就是一个传奇,要不就是真龙转世,天子下凡,要不就是天空出现异象,有祥瑞之气等等,这些都是为了衬托这些皇帝的不平凡,认为皇帝和平常人不一样,他们生来就是天子之命。

因为唐太宗对阿史那社尔有庇护、提携之恩,所以在太宗驾崩后,阿史那社尔出于对恩主的感激之情,请求以身殉葬。新即位的唐高宗闻讯后,赶紧派人加以劝阻,并言明先帝遗诏不许阿史那社尔殉葬,后者这才作罢(“属太宗崩,请以身殉葬,高宗遣使喻以先旨,不许。”引文同上)。

以上人士所写的文章其选题都是在各类读本中经常出现的题目。甚至于他们文后的教师评语都与读本中的评点相类似,毛泽东的《商鞅徙木立信论》就被国文教习评为:“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入古”;“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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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史那社尔出身东突厥王族,是处罗可汗的次子、颉利可汗之侄。阿史那社尔自幼便以智勇闻名于国内(“年十一,以智勇闻。”见《新唐书·阿史那社尔传》),年仅11岁便被任命为拓设(部落首领),并建牙旗于漠北,与颉利之子欲谷设分别统治属国铁勒、回纥、同罗等部落。

在清末民初的国家观念里,当国家与朝廷相分离,则新的政治主体——国民或曰人民、民人也随之产生。普遍化、一致化的“国民”极大动摇了传统时代即使是普通中国人也认同的价值认知即士农工商的社会地位排序。1896年梁启超已在说农有农之士,工有工之士,商有商之士,兵有兵之士。中国不如欧西列强正是因为“有四者之名,无士之实”。而那些矧于士而不士,聚千百贴括、卷折、考据、词章之辈”则是“于历代掌故,瞠然未有所见,于万国形势,懵然未有所闻者,而欲与之共天下,任庶官,行新政,御外侮,其可得乎”?1903年马相伯则从中西读书人的比较中看出了“士大夫”的大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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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现代中国:清末民初“读本”中的国家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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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史那社尔自立为汗后,对薛延陀当年的背叛行径耿耿于怀,于是不顾群臣反对,毅然发重兵讨伐薛延陀,结果大败亏输。阿史那社尔兵败后,不敢重返可汗浮图城,便一路东向逃至高昌国,数年后又因畏惧西突厥前来进讨,索性便率部归降唐朝,时在贞观九年(635年)。

另一方面童蒙教育的基本结构由官学、书院、私塾渐渐转向各类学堂,这种基本结构的变化让如何规训学童的身体和思想以适应“新学堂”成为了一个问题,这些身体和思想的规训往往会利用教科书。由此不少教科书即直接以“读本”为名,而各种其它类型的“读本”亦成为重要补充。像《国民读本》除了有立宪宣传的功用外,在《学部第一次审定高等小学暂用书目凡例》中就明确规定其使用者为“学生”。《国民必读课本》也是如此,其宣讲规定由各地劝学所来进行。《中华共和国民读本》自称其内容“可充高等小学及初等小学补习科之用,然今日中学校、师范学校学生皆未受共和国民教育,故亦可用为补习课本”,商务版的《共和国民读本》在封面明确表示为“高等小学校用”,而在《初等共和论说指南》中开篇即有《守规则》一课说:“学校之立规则,岂欲压制学生哉?将以检束其身心耳。乃有放纵之徒,不识规则为何物,辄违犯之,身心何由而端正乎?惟善守规则者,无论课业时,游息时,而其举动语言皆无过失。”这些均足见学堂建制与读本出版之间的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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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遇颉利灭,而西蕃叶护又死,奚利邲咄陆可汗兄弟争国,社尔扬言降之,引兵西上,因袭破古蕃,半有其国,得众十余万,自称都布可汗。见《旧唐书·阿史那社尔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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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间传说中,门神的历史原型被认为是唐太宗手下的两员猛将秦琼、尉迟恭,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他真正历史原型,其实是突厥族名将阿史那社尔。更鲜为人知的是,阿史那社尔本是突厥可汗,在降唐后又成为唐太宗的妹夫,并且在皇帝去世后一度还要以身殉葬,人生经历可谓极具传奇色彩。今天,我就来聊聊阿史那社尔。

第一,因有“世界”观念而有世界公理和世界公例,公理与公例是一套无须经过证明即有其正当性的一套言说,由公理、公例为起点,既然泰西诸国依照这些准则来破除迷信,讲求卫生,强调公德,那么这些准则就都成为了趋新人士所提倡的强势话语,通过日复一日地讲述、宣扬和选读渐渐沉淀在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中。

原标题:高僧看到两个放牛娃大惊:一个贵为天子,一个开国大将,果然应验

贞观四年(630年),东突厥被唐朝击灭,而此时西突厥也陷入混战之中,由此给阿史那社尔壮大势力创造了绝佳条件。阿史那社尔为扩张地盘,便派人向西突厥咄陆可汗诈降,在麻痹对方的情况下,突然大举偷袭,在很短的时间里便攻占西突厥近一半国土。阿史那社尔既然兵强马壮,便自立为可汗,史称都布可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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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此时正致力于用兵西域,所以在听闻阿史那社尔归顺的消息后非常高兴,为表示笼络之意,不仅将他的部落妥善安置在夏州,还下令阿史那社尔封为左骁卫大将军,并把皇妹衡阳长公主嫁给他为妻,与其结成至亲关系。

四民平等观的普及和现实中平等不可得的反差势必需求一种合理的解释,在寻求解释的过程中阶级观念就顺理成章地被引入了当时的读本编写,将前述那些似乎不可解的反差解释为:正因为有阶级压迫存在,平等才不可得,所以要“打破阶级,一律平等”。而阶级观念一旦被引入,贫富间的对立和冲突就变得越发不可调和。

朱元璋参加义军以后,从一名小小的兵卒做起,朱元璋英勇善战,有勇有谋,很快就成了义军的领袖。最后朱元璋有打败了陈友谅,消灭了张士诚,最后消灭了元朝的统治,自己称帝,建立了大明朝,汤和最为他的同乡,也是他的指路人,随他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成为了明朝的开国大将,汤和也是明朝开国大将中为数不多的得以善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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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民初兴起的读本主要依托于三个重要背景:其一为从清末宪政开始到1911年革命的政治变革;其二为清末的科举改制;第三为西潮冲击下传统童蒙教育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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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阻止阿史那社尔为太宗殉葬

人们的衣食住,无一椿不是由农工们创造出来的,但是这些耕田做工的同胞反倒没有好衣穿,没有饱饭吃,没有大房子住,真是太不平等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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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颉利可汗再度大举攻唐,此时铁勒、回纥、薛延陀等部乘漠北空虚,全都反叛东突厥,并大败前来镇压的欲谷设与阿史那社尔。两年后(628年),阿史那社尔再次被薛延陀击败,因担心会遭到叔父的惩罚,便率众逃奔可汗浮图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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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各业都会有出类拔萃的高人,在古代就有这样的高人,那就是相术大师。专门靠给人看相算命吃饭的,不过在这方面,历史上出现了很多牛人。别的不说,就说唐朝的袁天罡,最为著名的就是预测了武则天将来能做皇帝,使他名声大振,广为流传,还有就是他的著作推背图,一直到现在都为人们所崇拜。

颉利可汗不听侄儿劝说,屡次南侵中原

更具体详细的论证则展开为类似于“中国为什么这样穷”的追问:

这一天高僧带着徒弟上山采药,看到了山上有两个破衣烂衫的放牛娃,在哪里放牛。高僧看到后大惊,对他的徒弟说:这两个放牛娃,将来一个贵为天子,一个为开国大将。于是他就有意将他们两个带走,于是就去和他们商量。最后只有一个愿意和他走,这个人就是朱元璋,另一个不愿走的就是汤和。

阿史那社尔降唐后,极受唐太宗优待

比如读本中说到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政策,就会指出这是因为“广民族而张国权”由此“殖民之说流行”。但沉痛的是像美国华工等“供人奴仆者皆我华人耳”。不过文章到最后,作者又不免遐想中国何时能够同列强一样去分享占有殖民地。一些读本谈人种知识时也会出现类似情况。作者一面希望南美红种、澳洲棕种、非洲黑种能与亚洲黄种、欧洲白种同化,如此则“文明之进步不难”,退而求其次则要求“亚洲之黄种与欧洲之白种同化,使“天演之界说悉泯”。但其笔锋一转又固执地认为“三种固不如黄白,而黄种又不如白。”

朱元璋就随着这个高僧做了和尚,算是有口饭吃,不至于被饿死。汤和最后去了军营,参加了革命。汤和在郭子兴手下混得还不错,做到了千户的职位,这时候他想到了他的发小朱元璋,就想让他一起参加起义军,于是他就给朱元璋写了一封信。朱元璋接到信后,就决定前去投奔,这位高僧知道朱元璋是天子之命,也就没有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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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现代中国”的常识建构:清末民初“读本”中的现代国家观念普及

想当年得道高僧看到的两个放牛娃,最后一个成了皇帝,一个成了开国大将,高僧的预言最后全部应验,真不愧是高人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原标题:门神真正的原型,本是突厥大汗却成唐太宗的妹夫,差点替后者殉葬

帝国主义为巩固发展他们的势力,勾结中国军阀,供给军需品和巨款,使他们打仗,从中掠多厚利。军阀们又加捐加税以图饱私囊。这些捐税都出自农夫和工人的身上。洋资本家因有特权,不出捐不完税,所以钱都被他们赚去了。因此中国的关税、铁路、矿山便被强迫着做了抵押品了。中国的命脉(经济权)也就无形的操在外国资本家手中了。

史料来源:《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黄炎培在1914年就说:“作文命题,往往是三代秦汉间史论,其所改笔,往往是短篇之《东莱博议》;而其评语,则习用于八股文者为多”;又说“论说文最不切于实用……而学校犹以全力授此无用之体裁,岂非咄咄怪事耶!虽然升学考试必须作论,将奈何?……夫因招生命题犹沿旧法用论说文故”。

阿史那社尔守卫皇宫长达五年时间,期间兢兢业业、忠于职守,深得太宗皇帝信任。从贞观十四年(640年)开始,阿史那社尔作为朝廷倚重的大将,先后参加过讨灭高昌、远征高句丽、平定薛延陀、攻拔龟兹等战事,因屡建奇功被封为毕国公,极受朝廷礼遇。

综合以上史料我们可以判断读本一方面因流布广泛,受众甚广而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少痕迹,但另一方面又因其使用的广泛性和内容的“保守”而倍受新人物的各种诟病。不过若从历史实际过程来看,这些读本的阅读者可能是一个江南市镇里的青年,也可能是一个到过上海等大城市读书却因无钱继续深造而返回农村的小学生,或者是一个在内地县城里半工半读的少年。他们既读不懂《新民丛报》等清末报刊里混和了日本、西洋和本土资源的深奥思想,同时也未必买得起这些昂贵报刊,更成为了后来所谓的边缘知识分子。而读本则是它们既能消费又可以做到一知半解的出版物。恰恰是这一类阅读让远超过我们想象的人群成为了《东方杂志》、《新青年》等后来如雷贯耳的启蒙报刊的接受基础。同时也让这些人成为了一个个处于急剧分裂中的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精英与民众的小小连接点。

阿史那社尔管辖漠北诸部十年间,从未向属部征收过赋税,由此遭到其他首领的嘲笑,说他不懂得经营致富之道。对于同僚的奚落,阿史那社尔却说:“如果属部丰衣足食,对我来讲就是最大的富足之事。”其他首领听后,都倍感惭愧,此后对阿史那社尔都倍加敬重。

在这篇文章的页眉和最后有不少评点更清晰地表达出当时读本创作者的心态,如说“(士农工商)硬分出贵贱来吾实不解”;“可为长太息者,此也”;“吾国士人皆游民耳,朝思做官,暮思赚钱,自鄙至此,吾甚羞之”;“言之沉痛”、“清快绝伦”、“百度更新当以此为入手”;“四民分途是吾国宿鄙”等等。

文/格瓦拉同志

第三,因为由帝国主义国家构成的“世界”是苦难的根源,因此再无清末民初趋新读书人所基本普遍认同的公理公例和普世文明可言。和西方各国有联系的人、事、物很多都从曾经的富强样本与文明标杆变为了“帝国主义的罪恶”。谈到慈善事业会说其为资本帝国主义的假面具,“一切颟连无告的人们本都是帝国主义造出来的,他拿点钱出来救济,却又说是他的恩德,向可怜的人们收买人心”。基督教则是“帝国主义的护身符”,“他劝我们受压迫,不要斗争。他劝我们受活罪,说死后会入天堂。英美帝国主义用基督教麻醉我们,实我们甘心做奴隶,甘心受痛苦”。而铁路、工厂等在清末民初,是作为现代文明的标志在读本里出现,如《共和国民新读本》中就说“世界文明诸国铁路贯通,纵横如织,履万里如户廷,不闻有行路难之叹”。但到20年代中叶,不少读本在列举完中国的几条大铁路之后,马上就严厉指出“这大都是借外债造成的,所以都抵押于帝国主义列强了”。

阿史那社尔入朝后,因为忠诚勇敢深得皇帝信任,不久便被授予宿卫重任,屯兵于皇家苑囿之中,负责保护皇宫安全(“九年,率众内属,拜左骑卫大将军。岁余,令尚衡阳长公主,授驸马都尉,典屯兵于苑内。”引文同上)。虽然正史没有明言,但“门神”真正的历史原型,无疑是阿史那社尔,而非秦琼和尉迟恭。

人但能尽了自己的责任,就算不枉为一个人。但就我们为民的说,比如士农工商,任人去作,只要能尽了自己的职任,于社会就大有益处。古时四民之中最重士,把农工商却看作下等,到文明益进,分业愈多,无论何种职业,全是缺一不可的。

此后数年间,阿史那社尔继续辅佐唐高宗,并接连晋升为右卫大将军、镇军大将军,所受宠遇不减于前朝。永徽六年(655年),就在太宗皇帝驾崩6年后,阿史那社尔带着对故主的深深思恋,也在病榻上寿终正寝,享年才52岁。

前清从前考试取士用八股文,后来维新了要讲洋务的时候改用策论,……八股文的题目只出在经书里,……策论范围便很大了,历史、政治、伦理、哲学、玄学是一类,经济、兵制、水利、地理、天文等是一类,一个人哪里能够知道得这许多,于是只好以不知为知,后来也就居然自以为知,胡说乱道之后继以误国殃民,……我们小时候学做管仲论、汉高祖论,专门练习舞文弄墨的勾当,对于古代的事情胡乱说惯了,对于现在的事情也那么地说,那就很糟糕了。洋八股的害处并不在他的无聊瞎说,乃是在于这会变成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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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论述中明显表现出究竟“世界包不包括中国”这一问题在时人看来是一个尴尬但又不得不去经常面对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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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中叶是所谓“转型时代”的结束时期,在这个时段里中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已有不少学者作出了出色研究。不过就政治文化常识建构而言尚留有一定的讨论空间。若能以当时出版的读本来与清末民初的读本中的国家与世界观念作一些比较,则对我们进一步认识由读本带来的现代国家观念和世界观念有更大的帮助,先来看国家观念。

颉利可汗上台后,先后数次入侵中原,导致两国间兵连祸结、仇怨日深。对于颉利可汗的举动,阿史那社尔严重不认同,他认为东突厥最大的威胁在于西突厥,而非唐朝,为此曾多次劝阻颉利可汗,但均未被采纳(“颉利数用兵,社尔谏,弗纳。”引文同上)。

在中国传统的国家认同中,在位君主和一姓王朝基本与国家一体。因此梁启超这套将“朝廷”与“国家”分离的推论方式可谓惊世骇俗,但影响却甚大,这种思路也充分反映在当时的读本里。如1905年出版的《国民必读》虽然会有一课称“受国家莫大的利益,岂有不思报酬的理,所以就以忠君爱国四字,为我辈最大的报酬,亦就是我辈最大的责任”。但只要通读过这本书就会发现明确提倡“忠君”的只有这一课,在“忠君爱国”的旧毡帽下面隐藏的是一个崭新的“国家”。“民”则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全新政治主体,由此国家与民众在读本里产生了全新的联系,这种联系又使得国家对于民众的要求与以往在“君臣”或“君民”关系框架下的那些要求截然不同,这尤其表现在《说国家与国民的关系》一课上:

衡阳公主下嫁阿史那社尔,使后者成唐太宗妹夫

这种对策论/论说的描述证明了科举制度的改革导致了读书人从阅读形式、学习内容到自我认知理路的巨大转换,这种转换并未因1905年科举废除而停滞,其带来了一种经久不息的出版热潮即以“论说”为题目的读本大量出版。这些以“论说”为标题的读本虽然基本都是粗制滥造,大量重复、内容庞杂的策论型文章的汇编,按照它们自夸的话来说即“无非古今历史与夫近今时事相提发挥,或一题一篇,或一题数篇,以示途径”。但却因符合了一般读者尤其是在校学生参考、模仿乃至抄袭的需要而经久不衰。如《最新论说文海》一书1913年初版,1919年18版,到1933年已出到增订26版,而且在国民党“训政”体制下有些文章从表面上看已颇不合时宜如《孔子纪念日感言》、《尊孔论》等,但依然能够销行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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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至读本中的国家、世界观念。我们会发现清末民初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叶相比,现实的国际、国内局势当然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同时日后的“党国”已然呼之欲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也即将到来。但这些实际的变化却可能追不上思想观念变化的速度,甚至可以说经常是思想观念的变化带动着实际层面的政治、经济、社会变化。作为在清末民初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朱自清在1925年回忆往事时仍自承他日夜向往着的是“赤子之心”,是“世界之世界”,而非“某种人的世界,更非某国人的世界”!可是就在这一年仅仅是因为电车上一洋人小孩瞪了他一眼,朱氏就乍觉有“迫切的国家之感”了:

《中华共和国民读本》就特别辟出六课的篇幅讲解法兰西共和国、美利坚共和国、法美政治之异同,美国各州之组织,这一篇幅的量占到了《中华共和国民读本》上册的五分之一强。商务版的《共和国民读本》的广告页上则赫然有《法美宪法正文》、《世界共和国政要》与《美国共和政鍳》等书来作为新建民国的效仿对象与指路明灯。又有一篇题为《十九世纪之文明记》的读本里的文章则可能是一个清末民初思想界大面积“变夷为夏”的典型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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