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研究,一江一船

原标题:一江一船 一生“摆渡人”

原标题:【史学研究】分封制起源与形成问题研究综述

原标题:揭秘:周恩来如何推动援建坦赞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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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封制起源与形成问题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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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5时半,关师傅开着船,将第一批乘客送到对岸。

李雪山 韩燕彪

[摘要]坦赞铁路是中国援助非洲的标志性工程。毛泽东、周恩来从支援民族解放运动、确立中国大国形象和推动中非友好合作等因素出发,在坦赞两国屡遭拒绝的情况下,果断决定援建坦赞铁路。在援建坦赞铁路的决策过程中,周恩来发挥了关键作用:既要听取相关部门意见,进行行政动员,还要为党中央和毛泽东提供决策信息;不仅要同坦桑尼亚进行深入接触,还要做赞比亚领导人的工作。在铁路建设阶段,为使铁路符合受援国要求,周恩来指示铁道部派精兵强将进行勘测;在三个国家谈判的关键点,主持攻克了技术难关;筹措国内力量支援铁路建设;加强对援外工人的教育工作。坦赞铁路不仅是实现非洲民族独立和发展的自由之路,也铸就了一座中非友好的历史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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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坦赞铁路;尼雷尔;卡翁达;中非关系;友好合作;对外援助

如今,随着交通的日趋发达,渡轮越来越少。

作者简介:李雪山、韩燕彪,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章原刊:《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2期。

[中图分类号]D822[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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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在新中国外交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在中非关系中,坦赞铁路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工程。它使非洲国家认识到中国对外援助的“利它”(altruistic)动机和一流的施工技术,戳穿了西方国家攻击中国的种种谎言,为中国赢得了非洲朋友的坚定支持,加速了中国重返国际社会的进程。

搭乘早班渡轮的人大多为了前往对岸的市头肉菜市场,不是买菜就是卖菜,因此每天的第一笔交易很可能就发生在渡口候船期间。

分封制的起源与形成,
是古今学者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古人在相当长的时期里,
将分封制的起源推至天地初生之时或上古传说时代,
但后来摒弃了此种看法。受此看法影响,
今天仍有学者相信分封制起源于原始社会时期,
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其应起源于虞夏时期。关于分封制的形成问题,
当今学者中绝大多数人认为形成于殷商时期,
但也有学者持形成于周王朝时期的看法。以往的分封制起源与形成问题研究虽卓有成效,
但也存在不足, 需要持续探索。研究中国古代分封制的起源与形成,
对于了解其具体内容以及相关政治制度的演变规律均有指导性的意义。本文拟对分封制的起源与形成的相关研究成果作简要梳理,
以推进学界的研究。

周恩来是新中国援外工作的奠基人。修建坦赞铁路是周恩来领导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典型实例,在铁路决策和修建的整个过程中,他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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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分封制之起源问题的研究

一、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历史背景

傍晚,渡轮迎来从大学城过江的学生们。

(一) 古人关于分封制起源的看法。

修建坦赞铁路的最早设想可追溯到英国殖民时代。19世纪末,英国殖民者塞西尔·罗德斯提出了修筑一条贯通非洲南北的“2C”铁路计划,这就是坦赞铁路的最早设想。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等原因,“2C”铁路计划沉寂了近50年。
20世纪40年代末,英国开始重新关注坦赞铁路,由英国殖民办公室牵头,英美两国共同出资,于1952年进行了最初勘测。勘测报告指出:从工程建造角度看,这一工程没有任何明显困难,是肯定能够修通的。但是“除非对铁路沿线地区进行必要的开发,否则铁路就没有修建价值”。此时,英国出于对各殖民地的分割控制、巩固原有统治秩序的动机,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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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将分封制的起源推到极早,
甚至到天地初生之时。先秦诸多文献中就有分封万国的说法, 比如《尚书·尧典》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中华书局, 1980年) 载有“百姓昭明,
协和万邦”的说法,
另外《尚书·酒诰》中也有关于周公叙述殷商官制的材料:“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君。”《墨子集诂·非攻
(下) 》 (王焕鑣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年) 中也说:“古者天子之始封诸侯也,
万有余。”

20世纪60年代,非洲国家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分别于1961年和1964年独立。两国独立后,不仅面临发展民族经济、巩固独立成果的历史重任,还要继续打击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实现整个非洲的最终独立。在这种情况下,修筑铁路的计划被再次提上日程。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对这条铁路寄予厚望,认为“当铁路建成后,收益的不只是赞比亚国家,坦桑尼亚也能获益。……不仅如此,整个非洲将会因这条铁路而获益,我们获益因为铁路将增强赞比亚,进而增强自由的力量,非洲国家间的贸易将会变得更加便利”(沈喜彭:“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决策、实施与影响”,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2009年,第32页。)。作为内陆国家的赞比亚,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局面,铜矿是其支柱产业,控制了铜矿的出海通道,就控制了赞比亚。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在独立前就设想:要在罗得西亚铁路之外,另寻一条通向印度洋的铁路,这条铁路始自赞比亚北部,经过新独立的坦桑尼亚,最终到达印度洋。

上世纪90年代的关师傅和他的渡船。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 (中华书局, 1963年) 说“轩辕之时,
神农世衰。诸侯相侵伐……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 以征不享,
诸侯咸来宾从……”。“以征不享”的言下之意则是以武力征服那些未朝享的部落。作为上古时代的黄帝,
“用干戈, 以征不享”, 而后使得诸侯“宾从”, “置左右大监, 监于万国”,
然而这里的诸侯并非中国古代跨入文明门槛后的国家之意。在《夏本纪》中,
司马迁说:“禹为姒姓, 其后分封, 用国为姓,
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在司马迁看来,
分封制应该起源于五帝时期。其实,
司马迁对黄帝与诸侯关系的论述借助所见之文献记载以及传说,
其时代属于五帝时期, 氏族部落首领也不是国君, 尚谈不上分封诸侯。所以,
即使司马迁笔下夏王朝时期的部落方国, 恐怕也并非尽是分封产生。

为解决发展难题,坦、赞两国纷纷向西方求援。世界银行最早参与这一项目,但其结果却令两国失望。世界银行认为,修筑这条铁路不经济,赞比亚可以开发其他通道,拒绝了他们修筑铁路的贷款要求。与此同时,联合国派出的六人赴赞比亚勘测组,也拒绝了他们的请求。除此之外,坦、赞两国还向美、英等国寻求援助。1964年,两国向英国寻求帮助,但因实力不济,英国迟迟不愿采取行动。1965年9月21日,在美国的推动下,英国与加拿大同意各出资75000英镑,对铁路进行联合勘测,但从此之后,再无下文。坦、赞两国也曾直接向美国寻求帮助。1964年,尼雷尔就向美国驻坦大使馆发出信息,第二年正式向美国国际开发署提出申请,但美国以“从经济角度考察是不值得修建的。至于从政治方面的考虑,同经济方面相似,也是没有必要的”为由,拒绝了其请求。在1966年8月,美国同样以“没有充分的经济和技术理由支持修建这一项目”为由,回绝了赞比亚的请求。在多次遭拒后,尼雷尔开始怀疑西方国家的真实动机:“我一度跟西方世界的关系很好,那个时期认为它最讲道理。但在建设上我们得到了些什么呢?它们在援助别的国家进行建设的问题上是很少以慈悲为怀的。”(〔英〕W.E.史密斯:《尼雷尔》,《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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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认为分封制是由古人所处时期的客观形势决定的, 与古人的意志无关,
其《封建论》 (《柳宗元集》卷三, 中华书局, 1979年) 有言:“彼封建者,
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
势不可也……封建, 非圣人意也……德又大者, 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
以安其封。”也就是说,
实行分封制并非上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的个人意志,
而是古人所处时期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尽管柳氏意在谈论分封制产生的原因,
但其言外之意显然是以为分封制起源于黄帝及尧舜禹时代。

除了西方国家,尼雷尔还曾向苏联求援。1964年8月,坦桑尼亚副总统卡瓦瓦向苏联提出援助请求。1965年,尼雷尔亲赴苏联,向勃列日涅夫面陈坦赞铁路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重要意义。但是,苏联因阿斯旺水坝分散了自身太多资源也拒绝了他们。屡屡求助无果之后,尼雷尔将希望转向中国。

正在驾驶渡轮的关师傅,抬头留意着屏幕上的水文情况。

而宋元之际的马端临对此种看法持怀疑态度。其《文献通考·封建考一》
(中华书局, 1986年) 认为传说时代的分封制度为无从考据的荒渺古事,
对传说时代诸侯相互侵扰有所评述:“封建莫知其所从始也。三代以前事迹不可考,
召会征讨之事见于《史记·黄帝纪》, 巡守朝觐之事见于《虞书·舜典》,
故摭其所纪以为事始。”但从他指认周代的侯甸、男邦、采卫是周因商礼的产物来看,
应该是认为分封制起始于商代。不难看出,
马氏对分封制起源的看法是非常谨慎的, 也是可取的。

坦、赞两国摆脱西方控制、巩固民族独立的政策,使它们在西方世界求助无门、四处碰壁;“两霸”重重压力下的中国也急欲寻求战略突破,而帮助修建坦赞铁路则为中国提供了机遇。不同的境遇,相同的目标,使三个国家逐渐走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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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今人关于分封制起源的看法。

中国为什么要援建坦赞铁路?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凤凰渡口上的乘客正在候船,远处连接两岸的新造珠江特大桥早已建成。

今人关于分封制起源的看法,
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分封制萌芽于原始社会时期;二是分封制起源于虞夏时期。下面分别进行介绍:

(一)支援非洲国家实现民族解放,促进亚非国家共同反帝反修,是中国领导人决定援建坦赞铁路的根本动因。

清晨5时,阴雨的广州天蒙蒙亮,珠江面上,浮标的绿光在薄雾中若隐若现。番禺区南亭渡口,摆渡人关泽辉坐进了驾驶室,准备迎接当天的第一班乘客。

1. 分封制萌芽于原始社会时期。

周恩来曾多次强调,援助亚非民族国家“是我们不可推卸的国际主义义务。……这些国家的建设工作做好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力量增强了,就是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支持”(张威:《革命世界主义:以中国援助亚非拉革命运动为视角的考察》,《学术论坛》2007年第11期。)。中国想以此结成“反帝、反修”的国际统一战线,抗衡苏美对中国的压力,消除从社会主义阵营中分化出来所造成的孤立感。对于坦赞铁路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意义,外交部的评估报告指出:修建坦赞铁路不仅有利于坦、赞两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有利于削弱帝国主义在中、东非的殖民势力,而且对南非和葡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独立运动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外交部非洲司关于拟议中的坦赞铁路问题的外事调研文章》,外交部档案馆藏,108-00649-03。)

46岁的关师傅在此做摆渡人已经有30余年。他所驾驶的渡船,是南亭一带仅剩的一艘渡船。一声短笛后,柴油机的轰鸣叫醒了江面,渡船缓缓离岸。首班的乘客不多,只有六七人,多是到对岸市头村的天光墟进货买菜的摊贩,船票1元一人。渡船清晨的通航时间早于地铁,还能运载三轮车,所以是很多乘客清晨出行首选。渡船每15分钟往返一趟,踏板靠岸,乘客快速地上下,虽谈不上繁华,但也有几分热闹。

周谷城《论古封建》 (《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5期)
将奴隶社会时代背景下的分封制度视为古封建, 指出古封建作为一种制度,
是与奴隶制时代的历史发展相始终的, 即奴隶制度开始时,
便有古封建的种子在萌芽。然而, 周氏仅仅把古封建视为封建等级制度,
恐怕不符合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全部现象, 因为即使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
封建等级制度也是一直严格存在的,
因此古封建和封建等级制度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而后,
有学者则从古文字学特别是甲骨文和青铜铭文的角度入手探究分封制度。如斯维至《封建考源》
(《先秦史论文集》, 《人文杂志》专刊, 1982年) 指出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封”字,
即青铜器《散氏盘》有“一”“二”, 意即以自然林为界。在斯氏看来,
早期封建制度始于夏亡以后, 将原始社会视为分封制度的萌芽时期,
认为严格意义下的分封制度是从殷商时期开始的。

(二)坦赞铁路宏大的规模,是促成中国领导人决定援建坦赞铁路的关键条件。

关师傅是南亭渡口渡船的承包人,多年前,他从父亲手里接过了摆渡的工作。如今,关父已是耄耋之年,平时就坐在渡口旁的榕树下看儿子摆渡。关师傅除了自己开船,还聘请了两位有经验的师傅一同负责摆渡。

吕思勉《中国制度史》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5年)
将分封制归于中国古代制度之下, 指出人类社会自天地初生后至封建之世前,
应该有一个过渡时期———部落时代,
将中国古代社会划分为部落—封建—郡县三个时代,
指出其相继有特定的历史原因。可以看出, 吕氏将分封制度的起源推至部落时代,
从社会制度建置方面入手, 把中国古代史分为部落—封建—郡县三个时期,
实为开启学术新畦的言论。

坦赞铁路是非洲战后最长的铁路,宏大的规模给人以震撼。这条铁路修建完成,将不仅是中国国家能力和技术水平的象征,更是中国对非洲兑现承诺的标志,必将产生重大的政治影响。对此,周恩来有着明确认识,他特别强调:“集中力量援建这样一个大工程,其效果和影响绝非在其他国家多搞一些中小项目所能比拟。”(本书编写组:《方毅传》,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2页。)从具体效果看,有国外学者分析说:中国所以承担坦赞铁路这样大规模的援建项目,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防止中国的援助被超级大国的援助抵消,被“挤出”受援国。台湾也有学者指出:由于台湾无力承担这样大的项目,这就为大陆提供了一个良好机会,将台湾的影响力“推出”非洲。

广州城水网密布,渡船曾一时兴旺。在二三十年前,这曾是沿水而居的广州人穿梭河道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据记载,上世纪80年代末,仅在番禺就有渡口152个,渡船370艘。如今,随着桥梁架设、地铁开通,交通方式选择越来越多,越来越方便,乘坐渡船的人越来越少,不少渡口也因此停摆。在大学城一带,随着早年南沙港快线的通车、地铁7号线的开通以及连接大学城和新造镇的金光东海底隧道的正式开工,南亭渡口的乘客可谓寥寥。“现在要去对岸,基本都是坐公交车,或者地铁,更方便,很少坐渡船了。”南亭村一位60岁的村民告诉记者。

葛志毅《周代分封制度研究》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5年)
将分封制度视为周代特有的政治制度,
认为周天子分封诸侯是国家形成的基本方式;他的《分封制与原初政体》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9期)
认为王国维关于分封制度形成的观点比较合理,
缺陷则在于没有探讨分封制度产生的具体历史背景和条件。葛氏还指出,
原始社会落后的生产力是迫使部落外迁的主要原因。我们知道,
自然灾害迫使部落转移和生产力发展等因素使得部落的活动范围扩大,
也属于分封制度急剧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整合各方力量,推进最终决策

关师傅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渡口收入一年达30万至40万元,而且多个船家竞相投标,几年前收入是20万元。“现在一年下来,扣除人工费,油费和承包费等等,纯利润只有四五万,这些收入还不如聘来的两位驾驶师傅的年工资多。”关师傅说道。

以吕思勉、周谷城、斯维至、葛志毅为代表的学者,
多从政治制度方面探究了分封制萌芽的历史时期。分封制度确实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制度,
其萌芽自然可以追溯至遥远的历史时期,
而严格意义下的分封制度与萌芽时期的分封制度当有极大的区别。

在坦赞铁路的决策阶段,周恩来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国内,他既要听取相关部门意见,进行行政动员,还要为毛泽东提供决策信息;在国际上,他不仅要同坦桑尼亚进行深入接触,还要做赞比亚领导人的工作。正是由于周恩来的枢纽作用,援建坦赞铁路的原则协议才得以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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