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水利设施遗址现身北京通州,碑刻题记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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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诗人李白的这首《蜀道难》,将跨越崇山峻岭的险峻蜀道,刻画得生动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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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通州区新发现200多年前的北运河滚水坝遗址。记者日前从通州区水务普查办公室了解到,遗址位于北运河西岸、通州区
县镇靛庄村东北部,是现存北运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唯一一座水利工程。目前该发现已报送市级相关部门,有待进一步保护。据悉,通州区目前共搜集到64处1950年以前的水文化遗产线索。

 

 

  现场 遗址掩藏杂草中

  近年来,散落于蜀道沿线的大量碑刻引发关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蜀道沿线的石刻题记进行抢救性拓印,迄今累计已逾千幅。这些或开凿于悬崖峭壁之上、或镌刻于桥梁、崖洞中的题刻,记录了数千年来蜀道上人们如何修路架桥、开凿石窟;记录了民间生活及民众丰富的精神世界……方寸间折射出蜀道的千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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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记者随专家前往滚水坝遗址现场探访。滚水坝遗址发现于通州区漷县镇靛庄村东北部、京津公路西侧。遗址地处一片尚未开发的荒地,两段残留的滚水坝相距百米,就掩藏在浓密的杂草丛中。用工具小心拨开杂草后,可见布满青苔、高约2米左右的坝体(如图),被发现的滚水坝遗址夯层仍清晰可见。

 

 

  据运河研究专家周良介绍,滚水坝原长80多米,宽约7米,高约4米,尚有一部分掩埋在地下。主坝和护岸均是由生石灰、上等黄土和江米汤混合在一起夯铸而成,俗称“三黄土”,其质地非常坚固。

  据介绍,这批极少见于传世文献甚至地方志的题记,即将首次结集正式出版。它们的搜集整理,汇成蜀道申报世界遗产的重要资料。
 

 

  价值 填补运河设施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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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头汉墓群位于江西省上高县泗溪镇城头村,南距锦江约100米,北距320国道约10公里。2011年12月31日,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发现了砖室券顶墓一座。2012年1月4日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宜春市博物馆、上高县博物馆一行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对即将在下一步工程中面临被推平的山坡地带进行了调查、钻探,证实该墓时代为东汉中晚期,且在同一区域还分布有同时期的其他古墓葬。为了确保文物安全,避免该处古墓葬群因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而遭到不必要的人为破坏,经省文化厅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同意,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上高县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发掘队对其进行抢救性的考古发掘。

  周良介绍,大运河滚水坝遗址距今已有200多年历史,这一遗址的发现填补了从通州到天津段的古代大运河水利设施记载空白。古潮白河、小中河、通惠河和温榆河4条河流都在通州城北汇入大运河,进入雨季,上游4条河发洪水,运河也跟着发洪水,洪水在靛庄村附近冲开了一个口子,运河水就流入了港沟河,运河水位下降致使漕运受阻。为了保证运河漕运,清朝政府就在港沟河和大运河之间构筑了这个呈“工”字形的滚水坝。

蜀道石刻题记 吴晓铃 摄 

   
2012年3月12日,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启动。对已暴露的古墓葬(M1)采取布10×15米探方进行清理;对经过调查、钻探可能存在墓葬的区域采取布2×40米探沟进行试掘,发现古墓葬五座(M2~M6),对周边区域经调查发现的墓葬(M7)采取布3×8米探方进行清理,布方方向依墓葬方向而定。截止到4月26日,共清理古墓葬七座,出土了丰富的随葬品。

  发现 另现最大方孔石桥

 

墓葬形制

  除滚水坝外,通州区还发现了多处水文化遗产。通州区水普办副主任柳德明介绍,水普办正发动市民、专家学者在全区范围挖掘水文化遗产,此番搜集范围是通州区境内1950年以前的水文化遗产,主要针对古代及近现代重要取水口、渠道、桥梁、码头、井等水利设施,还包括与治水、抗灾、祈雨、济民相关的亭阁建筑,碑刻等人文遗址。

  “石门十三品”为证

   
此次经考古发掘正式揭露的古墓葬共七座,均为砖室券顶墓,坐北朝南,方向东南154°~170°,墓葬形制分“十”字形和长方形两类。

  截至目前,共搜集到64处1950年以前的水文化遗产线索。此次水文化遗产调查工作将摸清通州新城的水文化遗产家底,通州区水务局将对发现的文物基本情况保存现状进行归纳整理,同时进行测绘水文化遗产线图、摄制照片和绘制图册等相关工作。

 

   
M1为“十”字形墓葬,由墓门、前室、左右耳室、后室、甬室五部分组成,通长11.26米、通宽7.12米,后室券顶保存较好,高2.52米。

  其中还包括北京地区最大的平面方孔石桥——漷县镇东门桥。该桥全长44米,宽7米,用花岗岩方石或条石砌筑。桥下则是十三间方孔,高3米有余。是横跨港沟河的一座东西向的十三方孔平面石桥,修建于清光绪二十三年。因位于旧县城东门外,故名漷县东门桥,1989年5月,该桥成为通县文物保护项目,后来桥头碑上写有重修漷县东门桥碑记。

  火焚水激开通世界最早隧道

   
M2~7在归类上虽同属长方形墓葬,但在墓葬形制上略有差异。M2墓室分为前、中、后三室,加上墓门、甬室共计五部分组成,通长11.71米、通宽9.19米、残高约1.82米。M3后室不带甬室而砌建壁龛,由墓门、前室、后室、壁龛四部分组成,通长7.35米、通宽2.72米、残高约1.52米。M4~7形制基本一致,由墓门、前室、后室、甬室四部分组成,通长7.8~9.67米、通宽2.22~2.6米、残高约0.7~1.68米。

  晨报记者 邹乐/文

 

   
甬室为券顶,与墓葬后室后壁相通,在结构上相互融合,应为同时砌建。甬室的位置分两种,M1的甬室位于后室左(西)侧,其他位于后室后壁正中位置。

  首席摄影记者 蔡代征/摄

  蜀道,历史上连接陕西和四川的道路交通系统。学术意义上的蜀道,往往指北边的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或再加一条故道),以及南边的阴平道、金牛道、米仓道和荔枝道。

   
墓壁采用平砖横、纵向相间错缝叠砌的方法。砖柱和墓壁之间用平砖纵向平铺衔接,相互咬合,类似木构件中的榫卯结构。墓顶利用斧形砖前薄后厚的特点纵向叠砌,达到自然成券的目的。墓底为“人子形”铺地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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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砖分平砖和斧形砖两种。平砖长29~37厘米、宽14~17厘米、厚5~7厘米;斧形砖长27~35厘米、宽14~17厘米、前端厚3~6厘米、后端厚6~8厘米。

  滚水坝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介绍,蜀道开辟于商周之际,正式开通于战国,一直使用至民国年间,前后延续3000多年,成为连接中原和西南地区最主要的道路体系。“作为人类文化遗产,蜀道的组成其实不只有剑门关等古关隘、古建筑,这些沿线的题记,更是蜀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褒斜道上的‘石门十三品’,我们就不会知道世界上最早的隧道,就诞生在蜀道之上。”
 

   
墓砖平面多为叶脉纹以增加摩擦系数,纹样一般压印在侧面,以十字交叉纹、十字交叉环填对角纹、十字交叉内填铜钱纹、网纹、网钱纹、上下对称半同心圆纹、车轮纹、叶脉纹、复线对角纹等为主,其次为十字交叉内填“中”字纹、复线交叉内填“8”形纹,数量较少见的有花苞纹、三角形花瓣纹、长枝花瓣纹等。另在在M1中发现少量墓砖侧面压印“宜子孙”砖铭。

  一种高度较低的拦水建筑物,其主要作用是抬高上游水位、拦蓄泥砂。主要原理是将水位抬高到一定位置,当涨水时,多余的水可以自由溢流向下游。因此,除了满足取水的要求外,还要满足冲砂的要求。具体根据其作用、地质、水文等因素来确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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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遗物

蜀道石刻题记 吴晓铃 摄 

   
因晚期各种因素的影响,各墓所出随葬品多寡不一,完整及可复原器物总计153套,计171件。

 

   
所出土的随葬品按质地分有陶器、青瓷器、酱釉瓷器、金银器、铁器、铜钱、滑石器等。

  在省考古院从汉中博物馆拓印的《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题记中,记录了汉永平六年(公元63年)褒斜栈道南端隧道开通。汉中褒谷口,褒斜道最险要的隘口,绝壁陡峻,山崖边水流湍急,很难架设栈道。东汉永平年间,汉明帝下诏在最险之处开凿穿山隧道,汉中郡太守鄐君奉诏承办。在没有雷管炸药、没有挖掘机助力的情况下,当时的人们利用火焚水激法,开出一条将近16米长的隧道。

   
陶器分硬陶(印纹、素面)、绿釉、黑皮、酱釉等不同的种类,硬陶器形有罐、钵、盖(子口、饼状、伞状)、案、谷仓、纺轮、陶牌、灶(包括锅、釜、甑)、水井(包括水桶)等;绿釉陶器形有盘、三足盘、耳杯、谷仓盖、水井、灶(包括锅、釜、甑)等;黑皮陶器形有罐、盘、双系盘口壶、耳杯、灶具(包括锅、釜、甑、小罐)、水井、谷仓等;酱釉陶器形有簋。青瓷器形有罐、盘、盘口壶、钵、耳杯、高柄灯等。酱釉瓷器形有双系罐。金器为小巧的金饰品,有戒指、镂孔虎、串珠。银器有银钗。铁器有铁剑、长条刀、环首削刀、凹形刀、剪刀、镰刀等。铜钱为五铢钱币。滑石器为雕塑猪。

 

   
此次发掘所出随葬品以“明器”为主,既有典型的水井、谷仓、灶等模型,也有出土数量最多、最具特色的双口罐(亦称双唇罐、腌菜罐),由于其形体较小,罐、盖不甚吻合,罐身比例失调,判断它们应是专为死者定制烧造的随葬用品。

  火焚水激,原理类似热胀冷缩。聪明的古人将待凿的山石烧得滚烫,再用水或醋泼向被火烤炽之处,膨胀后急骤冷缩的山石,变得容易被敲打下来。

结 语

 

   
1、长方形砖室券顶墓在江西地区主要集中在东汉至隋唐这段时间。此次发掘的七座墓葬出土的十字交叉纹、半同心圆纹、网纹、车轮纹等墓砖纹样,五铢钱的字体结构、整体特征,大量装饰细方格纹的罐类器,红胎绿釉的陶器,质地和釉色较粗糙的青釉瓷器等和江西地区东汉中晚期同时期墓葬所出遗存的风格一致,据此,我们判断它们的绝对年代应属东汉中晚期。

  石门隧道的开通,大大便利了秦川往来。为歌颂古人壮举,人们在隧道两壁以及褒河两岸悬崖上铭功纪事,题字留名,形成国内罕见的一处古代石刻摩崖群。省考古院编辑信息中心副主任赵宠亮介绍,1970年修石门水库,使石门栈道淹没于水底,但摩崖石刻群中最受推崇的13件摩崖石刻被迁至汉中博物馆,也即著名的“石门十三品”。

   
2、在平面布局上,M1~6相对集中,M7是在调查中发现的,它们之间虽有76.7米左右的距离,但仍属同一山坡地带。所有墓葬方向基本坐北朝南(方向介于东南154°~170°之间),整个墓地间隔、排列有序,墓葬形制接近,所出随葬品特征风格雷同,应是江西地区东汉中晚期一处较为典型的家族墓地,为研究我国传统家族葬俗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3、七座墓葬中,除了共性外,有些墓葬的个性很值得我们关注,如M1为“十”字形墓葬,随葬品中绿釉陶较多(多数为残片,可复原器较少);M2分前、中、后三室,随葬品中发现有金器;M3后室不带甬室,取而代之的是壁龛;M6所出随葬品的纹样不见方格纹,仅见十字交叉方框纹,M7墓砖纹样仅见半同心圆纹等等,我们认为这主要和墓主人的身份差异、墓葬相对年代的早晚有关系,为我们对家族墓地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进一步线索。

 

   
4、在出土的器物中,有的器物底部正中有方形压印痕,有的器物底部有“十”字形凸痕,这些痕迹已不是我们原来认识的垫烧痕所能解释的,它们应该属“标识符号”性质,说明当时已有窑场为适应市场的需要而专门负责生产此类产品,是当时窑业生产分工进一步细化的反映,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当时的手工业生产方式、组织形态提供了难得的实物标本。(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王上海 刘清华 严振洪)

  这其中就包括赫赫有名的《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这是东汉建和二年(公元148年),汉中太守王升为顺帝初年的司隶校尉杨孟文所撰写的颂词——褒斜道开通以后,因为遭遇西夷动乱,桥梁被破坏而断绝。人们迫不得已重新使用更加险峻的子午旧道,十分危险。见此情形,杨孟文多次奏请皇帝重修褒斜石门,最终使此道由败坏凋敝到宽敞明亮。他的这一善举,也因此引来同乡王升题写了600多字的颂词。

(《中国文物报》2012年8月31日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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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石门颂)》汉建和二年(148年),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褒河乡
四川省考古院供图

 

  石门隧道在使用数百年以后,遭遇坍塌。北魏永平2年(公元509年)的《石门铭》,就记录了这条将近500年的隧道“乍开乍闭,通塞不恒”。从东晋开始,石门栈道基本废弃,“车马不通者久之”。后来皇帝下诏,派遣左校令贾三德“领徒一万人,石师百人”进行疏通,终成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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