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工开物,礼仪冲突背后的体系之争

原标题:在尊师重道的古代,是怎么过教师节的?

原标题:中国古代科学专著《天工开物》

原标题:雷颐:礼仪冲突背后的体系之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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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古时候,很早就形成了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光是对教师的称谓就有不下十种,如先生、夫子、师父、师傅、西席、教授、助教、博士等等。

《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是中国古代一部综合性的科学技术著作,有人也称它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作者是明朝科学家宋应星。外国学者称它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作者在书中强调人类要和自然相协调、人力要与自然力相配合。是中国科技史料中保留最为丰富的一部,它更多地着眼于手工业,反映了中国明代末年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生产力状况。

蒲安臣使团合影版画

同样的,在古代,就算在同一年里,“教师节”也远远不止一个哦。想知道古人怎么过教师节吗?一起来看一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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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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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应星(1587年—约1666年),字长庚,明江西奉新人,感于“士子埋首四书五经,饱食终日,却不知粮米如何而来;身着丝衣,却不解蚕丝如何饲育织造”,而注重实学,崇祯七年(1634)任江西分宜教谕,开始编著《天工开物》,崇祯十年(1637)由友人涂伯煃(约1582年—1645年)刊行。宋应星一生致力于对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科学考察和研究,收集了丰富的科学资料;同时思想上的超前意识使他成为对封建主义和中世纪学术传统持批判态度的思想家。

古代教师节分很多种:特定节令、塾师生日和孔子诞辰等等,泱泱中华尊师重教的传统久矣,从某种角度讲,中国的教师节已有2500多年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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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嘉庆年间英国两次遣使来华,引发了觐见皇帝“礼仪”问题的激烈冲突。外国使节见中国皇帝是跪拜还是作揖,背后是天朝体系与条约体系的冲突。这种冲突,在鸦片战争之后终于无法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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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工开物》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卷18章。全书收录了农业、手工业,诸如机械、砖瓦、陶瓷、硫磺、烛、纸、兵器、火药、纺织、染色、制盐、采煤、榨油等生产技术。尤其是《机械》篇详细记述了包括立轴式风车、糖车、牛转绳轮汲卤等农业机械工具,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并附有123幅插图,描绘了130多项生产技术和工具的名称、形状、工序。书名取自《尚书·皋陶谟》“天工人其代之”及《易·系辞》“开物成务”,作者说是“盖人巧造成异物也”(《五金》)。全书按“贵五谷而贱金玉之义”(《序》)分为《乃粒》(谷物)、《乃服》(纺织)、《彰施》(染色)、《粹精》(谷物加工)、《作咸》(制盐)、《甘嗜》(食糖)、《膏液》(食油)、《陶埏》(陶瓷)、《冶铸》、《舟车》、《锤煅》、《燔石》(煤石烧制)、《杀青》(造纸)、《五金》、《佳兵》(兵器)、《丹青》(矿物颜料)、《曲蘖》(酒曲)和《珠玉》。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缔约谈判中,清廷对英、法侵略者开放口岸、赔款诸条,照单全收,但对英法代表提出的向皇帝亲递国书的要求却严加拒绝,激烈抗议道: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表现出少有的坚决。但经英、法威胁之后,清廷还是不得不同意外国公使驻京,并且中英《天津条约》专有一款对“礼仪”作了承诺,承认英国是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英国钦差大臣作为代国秉权大员觐见大清皇上时,可不行有碍于国体之礼,而行与英国派到西方各国使臣拜见该国国主时同样之礼。强迫中国实行条约体系之礼仪规范。

在古代,不论大小节日,可以说都是“教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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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签订条约,但清政府并不准备履约,曾经不许外国公使驻京。英法联军侵华后,不得不允许外国公使驻京,但仍不准备履行有关礼仪的条款。咸丰帝以逃避热河严拒接见西方使节后,不久就病故,由其年仅五岁的儿子载淳(同治帝)即位,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西方使节觐见皇帝递交国书之事便暂时搁置下来。

在特定的节令里学生往往会向塾师送银钱或礼物,这被称之为“节仪”。因为节仪是用来表示对塾师礼敬的,所以也被称之为“节敬”。

《天工开物》全书详细叙述了各种农作物和手工业原料的种类、产地、生产技术和工艺装备,以及一些生产组织经验。上卷记载了谷物豆麻的栽培和加工方法,蚕丝棉苎的纺织和染色技术,以及制盐、制糖工艺。中卷内容包括砖瓦、陶瓷的制作,车船的建造,金属的铸锻,煤炭、石灰、硫黄、白矾的开采和烧制,以及榨油、造纸方法等。下卷记述金属矿物的开采和冶炼,兵器的制造,颜料、酒曲的生产,以及珠玉的采集加工等。

但这一条款使“天朝体制”被打开一个不小的缺口,觐见皇帝之礼迟早会提出来。对此,朝廷自然一直担心不已。

节令的确定,主要依照我国传统的节日。在很多地方,“教师节”最重视的是三节两寿:“三节”是指端午节、中秋节、年节,“两寿”则是指孔子诞辰日和塾师生日。

《天工开物》中分散体现了中国古代物理知识,如在提水工具(筒车、水滩、风车)、船舵、灌钢、泥型铸釜、失蜡铸造、排除煤矿瓦斯方法、盐井中的吸卤器(唧筒)、熔融、提取法等中都有许多力学、热学等物理知识。在《五金》篇中,明确指出,锌是一种新金属,并且首次记载了它的冶炼方法。

1860年以后,西方列强便纷纷派遣公使常驻北京,而中国却一直未曾遣使出洋。因为清政府一直认为,外国使节驻京本就是对几千年“天朝”体制的破坏;而且本来是“万邦来朝”,不需天朝对外遣使,如果天朝再派使臣出驻外,更是承认了条约体系,自取其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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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几年中外交涉越来越多,负责处理涉外事务的总理衙门的大臣真切地感到,在与外国交涉谈判中,外国对中国情况非常熟悉,而中国对外国的情况几乎毫无所知,根本原因就在外国在中国驻有使节,而中国没有驻外使节。承认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而且,随着《天津条约》规定的十年修约之期将至,清政府对列强是否会趁机“索要多端”担心不已。修约关系到礼仪,各路大臣纷纷发表意见,虽然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派持开明态度,但反对意见更加强烈、更有力量。

我国地大物博,风土人情多样化,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节仪”时间点也有些不太一样。

《天工开物》中记录了农民培育水稻、大麦新品种的事例,研究了土壤、气候、栽培方法对作物品种变化的影响,又注意到不同品种蚕蛾杂交引起变异的情况,说明通过人为的努力,可以改变动植物的品种特性,得出了“土脉历时代而异,种性随水土而分”的科学见解。

此时朝廷急欲事先遣使各国了解对修约的态度,但又根本没有具有基本外交常识和国际礼仪官员,找不到能担此任者。而更重要的是,清政府一直坚持外国驻华使晋见中国皇帝时必须下跪行礼,而中国是“天朝上国”,中国使节觐见外国元首、皇帝绝不能行下跪礼,况且外国也不要求中国使节行下跪礼;不过,问题接着就来了,本就不愿对中国皇帝行跪礼的“化外之邦”就会更加理直气壮,因为中国使节不对外国元首行跪礼,外国使节同样也不必对中国皇帝行跪礼。

例如有的地区特别重视清明、夏至、端午、七月望、中秋、十月朔、冬至七节,弟子们在这些日子里用礼物表达对老师的尊重;有的家族则在清明、端午、七夕和重阳这四个节日专门给老师送上节日贺礼。

《天工开物》一书最早在崇祯十年初版发行后,很快就引起了学术界和刻书界的注意。明末方以智《物理小识》较早地引用了《天工开物》的有关论述。还在明代末年,就有人刻了第二版,准备刊行。大约17世纪末年,它就传到了日本,日本学术界对它的引用一直没有间断过,早在1771年就出版了一个汉籍和刻本,之后又刻印了多种版本。反而在中国国内消失了,直到民国初年,有一个人去查《云南通志》发现里面说冶炼铜矿的地方引用到一本名叫《天工开物》的书,于是他想看到这本书的全貌,于是到北京的各个大图书馆去搜寻这本书,结果一本都没有找到,又去询问各个藏书家,但据说也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本书。

形势要求中国必须对外派使了解情况,但具有最高权威性的“礼”又使中国不能对外派使。正在这不派不行、派也不行的两难之际,1867年11月,美国首任驻华公使蒲安臣(Burlingame Anson)五年任期届满卸任,来到总理衙门向恭亲王奕訢辞行。本来一桩例行公事的外交应酬,却非常意外地使这一难题迎刃而解。

那么不同的朝代是怎么度过“教师节”的呢?

在清代两百多年这段时间内,《天工开物》曾销声匿迹鲜有人知。幸运的是此书被流传到了海外,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89年止,《天工开物》一书在全世界发行了16个版本,印刷了38次之多。其中,国内(包括大陆和台湾)发行11版,印刷17次;日本发行了4版,印刷20次;欧美发行1版,印刷1次。这些国外的版本包括两个汉籍和刻本,两个日文全译本,以及两个英文本。

蒲安臣于1862年7月作为清政府接纳的首批外国公使之一入驻北京。他驻华期间,美国的对华政策主要还是追随英、法等国从中渔利,与中国未有严重冲突,使清政府更有好感。在欢送蒲安臣卸任的宴会上,听到他表示今后中国如与各国有“不平之事”自己愿为中国出力、如同中国所派使节这番客套话时,奕訢等人却灵机一动,认为如真能请他为中国外交使臣,既可达到遣使出洋的实效,又能避免天朝往外遣使的体制问题和中外礼仪的纠葛。因为他毕竟是“洋人”不是“天朝”的臣民,所以他不向外国国家元首行跪礼,不能成为外国驻华使节见中国皇帝时不行跪礼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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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取得蒲安臣的同意和赫德等人的支持之后,奕訢正式向朝廷上奏,“请派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奏折首先阐明了中国派使的重要性,然后大大赞扬蒲安臣一番。并且说明,由于中外礼仪不同,“用中国人为使臣,诚不免为难,用外国人为使臣,则概不为难”。朝廷也认为这是一个既不失中国体统,又解决实际问题的两全其美的办法,所以立即批复同意。使团随行人员有30多人,其中有一些是同文馆学习外语的学生,充任翻译。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外交使团就这样组成了。

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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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薄安臣毕竟是外国人,又是中国首次派使到外国访问,清政府对其权限、注意事项都作了一系列规定,但清政府最担心的仍是礼仪问题,所以对礼仪问题的指示最为详细。

出现“法定”教师节雏形

要求中国使团不必见外国元首,“或偶而相遇,亦望贵大臣转达,彼此概免行礼。候将来彼此议定,再行照办”。每到一国,国书并不直接交给该国元首,而是“由该处执政大员代递”,并且要说明将来有约之国给中国皇帝的国书,“亦照此而行,庶乎礼节不致参差”。“如有欲照泰西礼优待者,贵大臣不能固却”,但必须“向各国预为言明,此系泰西之礼,与中国体制不同,因中国无论何时,国体总不应改,不必援照办理,不得不预为声明”。“贵大臣既经奉命为中国使臣,将来到各国时,凡有如中国禁地,及一切妨碍国体之事,仍望贵大臣亦照中国体制,不必举行。以昭肃敬各国之意。其或各国因贵大臣系泰西之人,照泰西例优待,亦希望贵大臣将中国体制,先为声明,庶将来各国不致疑中国无报施之礼也。”

真正的教师节可以追溯到汉代。到了汉代,“学校”的实体已经产生了。黄宗羲在《与陈乾初论学书》中写到:汉、晋时期,每年孔子诞辰日这天,皇帝都要率领文武官员去祭拜孔庙。

中国自命为“天下之中”的“天朝”,从无“国旗”之说。但外交使团出访则不能没有国旗,所以蒲安臣在出使期间设计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面国旗,即黄地蓝镶边,中绘一龙,长3尺,宽2尺。作为中国象征的黄龙旗飘扬在欧美各国,标志着中国第一次以主权国家面目出现在国际社会之中。在与条约体系规则接轨的方向上,中国又跨近一步。

不仅如此,皇帝还要邀请“老师们”入宫。大家一同会餐,吃好喝好,席间还可以吟诗享乐。在皇帝的带头作用下,各地官府也纷纷效仿。因此,“教师节”这天,除了祭奠孔子,也要“置休经师”、“授束修(干肉)”。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时虽没有确立孔子诞辰日为教师节,但教师已开始享受节日休假、会餐、发福利待遇了。

1868年2月25日,蒲安臣使团从上海出发,横渡太平洋,先后访问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瑞典、丹麦、荷兰、俄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于1870年10月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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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的首位外交使臣是由美国人担任,但蒲安臣使团毕竟是作为中国政府出访欧美的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毕竟蹒跚跨出了晚清官员走向世界、迈向国际社会的第一步,为以后中国近代外交使节制度的建立开辟了道路,为中国外交礼仪、机制向条约体系并轨的近代化奠定了一块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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