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文摘,打了一场台儿庄

原标题:日本京都、奈良免遭美军轰炸,不是梁思成的功劳|大象文摘

原标题:拥兵22万的他,因何选择出城和对方拼野战?网友:打了一场台儿庄

原标题:毛泽东去世前几小时这事做了11次…

文章来源:**谌旭彬**|短史记(ID: tengxun_lishi)

明朝中期,明英宗亲率大明精锐北伐瓦剌,最终土木堡之变,大明精锐尽损,英宗也是被俘,土木堡之变对大明的打击损失真是太惨重了,明英宗随行的功臣宿将被瓦剌一锅端了,国运受损,文官掌权正是此后不可收拾,武贵勋亲几乎被一网打尽,自此朝政文官独大,到了明武宗正德,想重新扶持武将结果死的不明不白,宗室旁落。

9月8日那天,他全身都插了管子,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清醒过来就看书、看文件,共11次,用时两小时50分钟。

长期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二战期间,日本的历史名城京都、奈良未被美军空袭摧毁,是梁思成向美军建言的结果,是梁思成拯救了这两座日本历史文化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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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yle=”font-size: 16px;”>1976年的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逝世。

style=”font-size: 16px;”>在中外历史上,像毛泽东那样酷爱读书,并且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非常罕见。毛泽东的学用之道,大体即在这读—得—用—巧之间。

style=”font-size: 16px;”>毛泽东在波澜壮阔的改造社会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政治风云中度过了一生,也在广博无垠的书海里游弋了一生。未知的东西,对他总有一种极强的吸引力。他试图以有涯之生,尽量包容、囊括那未被掌握的知识空间。对普通读者而言,读书属于一种兴趣和达到自己追求的途径选择;对学问家来说,读书是一种职业习惯;对毛泽东来说,读书是一种精神存在和思想升华的必要方式,是一种生活常态,是一种历史责任。

style=”font-size: 16px;”>在阅读中,同古今中外的人、事、理进行“对话和交流”,他觉得是很愉快的体验,能够实现求知的心理期待,得到智慧愉悦和审美满足,然后是如鱼得水,运用自如。

style=”font-size: 16px;”>于是,毛泽东一生在书山路上摘取和创造的风景,也就格外有趣、有味,其道行、其意境,颇堪玩味。

style=”font-size: 16px;”>那么,毛泽东喜欢读什么书?他有怎样的攻读之法?他的学用之道又在哪里?

可惜的是,这种传说并非事实。

之后瓦剌一路南下,兵锋直抵北京城下,这个时候一代名臣于谦站了出来,
于谦的第一个决定是立朱祁镇的弟弟为新君,那样就可以不受瓦剌牵制,而后采取以攻为守的军事行动,其中最令人不解的就是,他的战略选择,当时他拥兵22万,北京城更是一座坚固城池,可是于谦却选择了,列阵于九门之外,和瓦剌大军打野战的打法,为什么他会选择放弃守方优势,主动进攻的战法呢?

文:陈晋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务委员

那些不可信的回忆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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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原标题为《学用之道——毛泽东书山路上的风景》,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梁思成建议美军不要轰炸摧毁京都、奈良之说,其核心材料,是罗哲文、宿白、林洙三人的回忆文字。

其实,这才是明智之举,打小城市可以坚守,但北京这种百万大城市,只能出击不能死守。原因很简单,第一守军不够,大城市城门多,兵力会分散,而且因为城市太大,外一一门被破,其他守军需要时间才能敢来。第二粮草不够,南京鱼米之乡还好点,但北京本身就需要南方不停送补寄。没有支援的话百万人民会瞬间吃破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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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材料,略作分析,即可知其疑点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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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阅读古籍

(1)罗哲文的回忆

在当时土木堡之变后,明军精锐尽失的情况下,必须打破常规,绝地求生。严格治军,鼓舞士气,迎敌死战,以夺敌之气!出城决战或许是唯一的胜招,士气是关键,皇帝被俘,再坚守城池,即使有战机,士气也没了,况且于谦也有很大的胜算,才敢拼死一搏。很喜欢于谦所写的,大军列阵于九门之外;凡守城将士,必英勇杀敌,战端一开,即为死战之时;临阵将不顾军着,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着,后队斩前队。看着很是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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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说流传开来,与梁思成的学生罗哲文的一篇回忆文章,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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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喜欢读什么书?**

这篇文章写于1986年,写作的名义,是纪念梁思成诞辰85周年,故流传甚广。

从兵形势角度讲,于谦做的极其正确,土木堡之后,明朝已然成为惊弓之鸟,人心惶惶,京城大官富户纷纷南逃,部分大臣主张南迁。可见在这种条件下,如果都城被围,明朝军民有多少抵抗意志?士兵有无死战决心?可以参见靖难之役最后金陵是如何被攻破的,也可以在靖康之耻中见到高层的抵抗意志。于谦再猛,他无法改变所有人的想法。
于谦不懂兵法吗?于谦手下的将领不懂战术吗?只能置死地而后生,皇帝就在身后,没有了退路,将士只能死战。
兵家四势,不要离开了外部环境只讲战术,讲战术,咱们谁也讲不过赵括。

毛泽东一生究竟读了多少书,读过哪些书,无法做完备统计和周详介绍。不过,可以从他的藏书中,从他的批注中,从他的著述和谈话中知其大概。毛泽东去世后,在中南海住处留存的藏书,种类繁多,规模宏大,达一万余种,近十万册,一些书中留下了他的批注和圈画。毛泽东读而未藏,以及读过藏过但后来丢失的书籍,更不知几何。

罗在文章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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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博览群书,不只表现为数量大,领域多,他还注重阅读一些在特定环境中流传不广,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很少去关注的书。其阅读视野,常常越出各知识领域的“大路货”。他喜欢阅读学术性、专业性很强很深的文史和自然科学论著,以及古代笔记和各种笑话作品这类“闲书”。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阅读不仅广博,而且专深。

“1985年我和郑孝燮同志应日本奈良县的邀请,参加由上田繁洁知事主持的在城市建设中如何保护好文物古迹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我们在日本大阪一下飞机,接待我们的日本朋友、奈良县原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学术部主任菅谷文则先生就很热情地询问我:‘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军反攻日本进行轰炸时,东京、大阪等等城市都遭惨重的轰炸,惟独保存古建筑文物最多的古都奈良和京都幸免于难。据前年访问日本的中国北京大学教授考古系主任宿白先生说,是梁思成先生建议的结果。不知您是否能证实这件事?’

“他这一问,我就想起了1944年的一个夏天。那天思成老师要我和他一起去重庆,帮他做一些工作。到了重庆,我们住在上清寺中央研究院的一座小楼里,专门给了我一个单独的房间。先生每天拿了一捆晒蓝图纸来,让我按他用铅笔绘出的符号,用圆规和三角板以绘图墨水正规描绘。我虽然没有详细研究内容,但大体知道是日本占领区的图,标的是古城古镇和古建筑文物的位置,还有一些不是中国的地图,我没有详细去区分,但是日本有两处我是知道的,就是京都和奈良。……为什么要画在日本地图上呢?我没有多问,因为我觉得是不宜多知道的。

“那次去重庆是我平生首次进大城市。有两个事从未领略过的,一是我初次与电话打交道,开始真把耳机拿反了;二是先生请我去吃冰淇凌,大夏天吃冰冷食品还是第一次,印象很深。结合宿白同志所说的,我才真正把这件事肯定下来。先生确实做了一件保护人类共同文化财富的大事。”①

打仗和打架一样,一是要有实力,一是心理战,一是战术技巧。刚开始,大家都被吓破胆了,此时的胜利很重要,是建立信心的重要环节;等我们习惯了畏惧,有豪气有胆识的时候,要敢于给敌人当头一击,此时更是拼豪气胆识,如果胜利,则敌军心理防线全线崩溃,横的怕愣的,楞的怕不要命的,说的就是这;在实力距离敌人很远时,战术和技巧非常重要,能消减敌方的优势。

诸如,红军长征刚到陕北,1936年7月在保安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为驳斥所谓“莫斯科控制中国”的传言,毛泽东引用英国科幻作家威尔斯(H.G.Wells)《星际大战》、《月球上的第一批人》等作品的描述说:“如果这一切属实,那么造一条铁路通往火星并向威尔斯先生买一张火车票也就全都可能了。”威尔斯的作品,那个年代阅读的人本就不多,一路风云征战的毛泽东读之用之,殊为难得。还有一本清朝嘉庆年间出现的很偏的书,叫《何典》,20世纪20年代经鲁迅推荐,渐为人知。这是本讲鬼故事的滑稽章回小说,毛泽东最晚在1941年就读到了。这年,他挑选一批书带给远在莫斯科的两个儿子,其中就有《何典》。晚年他还把这本书印成大字本供高级领导干部阅读。在中央会议上,他引用书中“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这句话,来说明那些头脑如花岗岩的人,实在是不可救药,怎么做思想工作也做不通。

按罗哲文的说法:先是日本友人菅谷文则从北大教授宿白那里听说“梁思成曾建议美军不要轰炸京都和奈良”,于是向罗哲文求证。罗于是回忆往事,记起梁思成曾经做过在“日本占领区”(即沦陷区)的地图上标注“古城古镇和古建筑文物的位置”这样一个工作。至于梁思成有没有建议美军不要轰炸京都和奈良,罗哲文“没有多问”,实际上就是并不知情。以上整段回忆,仅足以显示:作为梁思成的学生,罗哲文在主观上倾向于相信梁思成做了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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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用之道——毛泽东书山路上的风景(代序)读书之专深以至于偏深,来自兴趣。阅读兴趣浓厚而且广泛,便会关注和记住那些别人不太注意或偶尔一过的细琐论述。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编辑整理毛泽东的著作和谈话时,对一些引文做注释,需要查很多书,有的就很难查到原始出处。比如,毛泽东1938年《在鲁迅艺术文学院的讲话》中提到徐志摩说“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1939年《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中提到拿破仑讲“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询访了一些文史大家,也未知原始出处,足见其阅读之专深和精细。

接下里,再来看宿白的说法。

于谦也是动了脑筋的,用火器设伏,还埋了地雷炸药!一顿狂轰滥炸,然后冲上去砍杀!他自己身先士卒,将领士兵胆气很足。也先攻了这门攻那门,损兵折将,北京城外当时已经有大量的外城外街了,有很多民居建筑,于谦实际上是打一场台儿庄战役,在每条街口都设有火充队对住也先的骑兵,每条路中段都设路障卡死,这回进来的到中段就进不了,想退又破路口火铳队封锁,全部战死,有入无出!

毛泽东的阅读范围虽广博和专深,但也不是漫无目的,没有重点的。他的阅读重点排在前三位的,是马列、哲学和历史。

(2)宿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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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读马列著作。

据罗哲文的说法,最早提出“梁思成拯救奈良和京都”这一说法的,是北大考古系主任宿白。

实际上北京保卫战都是发生在城墙下,得到了城墙上的部队极大支援,且部队在外,家人都在城内,不为家人拼死一搏,是回不了城的,这个时候激发了士兵的战斗力。而且背靠城墙下决战,骑兵没有冲击力了,那对步兵没有优势了,你还能冲过城墙去不成,那么谁怕你啊。部队放在城内,每个人都虚了,敌人亦可从容安排攻城计划,大城再险要,总有破绽,且京城如果被断粮道,那必然内乱四起,主战派主和派势必斗在一起,敌人若围三留一,那就完蛋了。历史不能假设,北京保卫战最后是胜利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来说,把马列著作放在阅读首位,缘由不言自明。对毛泽东而言,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因素是,他始终感到,全党理论水平落后于实际,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内容很不相称。此事常使他苦恼。他1940年在延安新哲学年会上讲:“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在读苏联西洛可夫等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语中,他直率地写下“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这样的话。他希望通过阅读马列著作,精通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进而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有理论和实践上的新创造。

宿白是如何得知此事的呢?据记者王军称:

责任编辑:

随着实践的发展,毛泽东对党内阅读马列著作的期待越来越强烈。1938年,他提出党内要“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1949年,他推荐十二本马列著作,提出党内“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1963年,他推荐三十本马列著作,提出中级以上干部有几万人学习,“如果有两百个干部真正理解了马列主义就好了”;1970年,又指定二百五十多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读九本马列著作,并说学好马列主义不容易,联系实际用好马列主义更困难。

“北京大学教授宿白先生1995年8月在接受我采访时回忆道,1947年梁思成在北京大学给博物馆专修科的学生讲授古代建筑,一次课后闲聊,与他提起此事。梁思成说,当时他把京都和奈良的位置在地图上标明,看来这个图起作用了,因为这些地方没有遭到战争破坏。”②

关于读哲学。

按这段记载,梁思成曾告诉宿白,自己当年在一份地图上标注过京都和奈良。宿白据此推测,京都和奈良未遭美军轰炸,是梁思成的功劳。

毛泽东为什么喜欢读哲学?根据他的有关论述,原因有四:第一,他把哲学归结为世界观和方法论,认为这是塑造人们灵魂和思想的根本前提。第二,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不懂哲学很难弄通马克思主义。第三,哲学是认识和改造世界、总结实践经验、解决一切问题的“思想工具”。毛泽东要求“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第四,毛泽东是理论家,从青年时代起就喜欢读哲学,这既是个人兴趣,也是进行理论工作的必要前提。他说过:“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显然,这个推测也只是一种“主观上倾向于相信”。美军不轰炸京都和奈良的决策,与梁思成在地图上的标注,是否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并无史料支撑。

毛泽东既读马列经典中的哲学书,也读艾思奇、李达、普列汉诺夫、爱森堡、西洛可夫、米丁、尤金、河上肇这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论述哲学问题的中外学者的书;既读柏拉图、康德、黑格尔、杜威、罗素等这些西方哲学家的书,也读中国古代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王充、朱熹、张载、王阳明等诸子的哲学论著,以及中国近代以来康有为、梁启超、章士钊、胡适、杨昌济、梁漱溟、冯友兰、潘梓年、周谷城、任继愈、杨荣国等人研究哲学和逻辑学的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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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读历史。毛泽东对“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这类书籍兴趣之浓,用功之深,众所周知。为什么要学习历史?因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不了解、不总结历史,就不可能真正读懂今天的中国,也等于是割舍了应该拥有的经验和智慧,也就难以正确地走向未来。毛泽东的一些名言,更直接道出他酷爱读史的缘由:“读历史是智慧的事”,“读历史的人,不等于是守旧的人”,“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马克思主义者是善于学习历史的”。

图:建筑学家梁思成

历史是人类过去经历的百科全书,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哲学、科技、文学、艺术各方面的内容。因此,读历史其实是个大概念。毛泽东读史,对各方面的内容均不偏废,很注意史书所载的理政之道、军事战例、经济政策、治乱规律等。他还阅读了不少“五四”以来的学者们写的中国通史、思想史、哲学史、文学史作品。传统治学,讲究文史不分家,毛泽东对古代文学作品,诸如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疏策政论、笔记志异,均精读不少,这使他拥有罕见的文史素养。

(3)梁思成自己的“交代”

说毛泽东的阅读重点是马列、哲学和历史,人们大体认可,也比较了解。关于西方著述,有人可能认为他读得不多,或者说不大了解。毛泽东读中国古代文史著述确实比读西方著述要多,而且兴趣更大,但不能说他对西学不了解,或不愿意读。事实上,毛泽东读的西方著述在他那个时代是不算少的。

1968年,梁思成曾就担任“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一事,做出过情况说明,亦即“交代”。

青年时代,毛泽东自觉地接触西学,那时叫“新学”,思想受到不小影响。他1959年5月15日会见智利外宾时回忆说,青年时代,“我相信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十分注重阅读译介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的书刊。在当时,所谓“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其实就是西方文化、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西方19世纪以来流行的各种社会政治思潮。毛泽东当时对西方近代思想家、哲学家诸如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柏格森、杜威、罗素等,很感兴趣。1920年经营长沙文化书社,他也主要是向读者推荐译介西学的著述,包括柏拉图的《理想国》,罗素的《政治理想》、《社会改造原理》,杜威的《美国之民治的发展》、《现代教育趋势》等。

梁在“说明材料”中写道③:

从延安开始,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是毛泽东了解西学的一个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学之一种,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后,才从西学思想中独立出来。读马列著作,不能不大量涉及西方的哲学、经济、政治、文化、历史;不了解这些领域的西学基本内容,就难以读懂马列,就弄不清楚马列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来龙去脉。列宁有本《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是他读黑格尔《逻辑学》时所作的笔记,毛泽东就很喜欢读,经常引用该书的一些话。他在1970年9月19日提出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时,就举例说:要使大家知道马列主义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就应该读《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法兰西内战》。

“1945年春,为了准备协助美军在我国沿海地区登陆进攻日寇,伪教育部在重庆设立了‘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任命教育部次长杭立武为主任,我为副主任,我在该委员会唯一的工作就是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编制华北及沿海各省文物建筑表,并在军用地图上标明。当时该委员会实际上仅有我和秘书郭某(已忘其名,或为郭志嵩)二人工作。工作地点是借用重庆中央研究院的一间很小的房间,工作时间前后约两三个月。

“这份表及图制成后,美方收件人是第十四航空队目标官史克门。但当时具体地是由什么人用什么方式送过去的,现在已记不清。

“当时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生吴良镛似曾帮助我做过少量制图工作。莫宗江当时在李庄,始终没有参加这项工作。

梁思成

1968年11月5日”

到晚年,毛泽东也时常读西学。他让出版机构把一些西学著述印成大字本书给他读,包括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海思、穆恩、威兰合著的《世界通史》,法国福尔的《拿破仑论》,苏联塔尔列的《拿破仑传》,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杨振宁的《基本粒子发现简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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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起来,毛泽东读得比较多的是西方哲学、西方近代史、西方自然科学。

图:梁思成1968年11月5日就担任“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副主任一事所写的情况说明

关于西方哲学。

梁的这份材料,与罗哲文的回忆,存在不少分歧。

毛泽东了解得比较多的是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英美哲学。在1964年2月9日同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曾梳理过自己对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到马克思主义这中间的代表人物的认识,然后总结道:黑格尔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先生,也是列宁的先生,也是我们的先生”。

比如:

关于西方近代史。毛泽东比较注意了解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大概是因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一些内容和过程上有相近的地方,前者的经验可作参考。1970年5月1日会见西哈努克亲王时,他明确提出:“要搞革命,需要了解几个国家的革命史,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德国革命。”在各国革命史中,毛泽东尤其喜欢阅读和谈论法国革命史,大概是因为中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在复杂、剧烈、彻底的程度等方面比较接近。

(1)罗将时间说成是1944年夏天,并谓“先生请我去吃冰淇凌,大夏天吃冰冷食品还是第一次,印象很深”;梁思成却说时间是在“1945年春”。

关于西方自然科学。毛泽东说,在这方面“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毛泽东读西方自然科学,比较感兴趣的是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人类进化史等方面的代表性论著。关于康德和拉普拉斯的星云学说,关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关于遗传学领域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学派的争论,关于土壤学,关于物理学界的基本粒子新概念,关于杨振宁、李政道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毛泽东都曾花功夫去阅读和了解。

梁思成“1945年春”的说法才是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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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查,教育部奉到行政院的命令邀请社会热心人士参与战区文物保护工作,是在1945年1曰22日;“中国保存战区美术及古迹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945年3月17日,此次会议拟定了委员会的人员名单,梁思成被选为副主任委员。至1945年5月,梁思成编出32开铅印本、中英文并列的《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

毛泽东为何读书?**

也就是说,尽管罗哲文为增强自己的回忆文字的可信度,特别强调“先生请我去吃冰淇凌,大夏天吃冰冷食品还是第一次,印象很深”,但梁思成在“日本占领区”的地图上标注“古城古镇和古建筑文物的位置”这个工作,实际上始于1945年初。

关于读书,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和比喻。有人说,读书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态度、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有人说,读书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风度,人适当有些书卷气,是可爱的。有人说,读书养心,它改变的是你面对世界的态度。这些,都从一个侧面传达出为什么要读书的思想。人们的阅读目的虽各种各样,但总体上说,无非是为了树信仰、求真知、促实践、养心智、达情意。毛泽东酷爱读书,自然也包括这些追求。

梁思成不会在冬末春初请罗哲文吃冰激凌,罗哲文所谓的“印象很深”,未必可信。

毫无疑问,毛泽东从年轻时就养成了对书本天然的亲近感,由此拥有一种“读书人”的鲜明本色。但这还不能从根本上揭示,他作为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为什么那样酷爱读书。他的阅读动力,若具体分析起来,或可用另外的方式来概括。比如,毛泽东本人就留下力道甚足、意味甚深的名言:“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所谓“运用”,就是通过阅读来解决个人或社会实践的需要。这就给人启发,如果把毛泽东为什么阅读这个问题,放到他一生的大事业、大追求中理解,答案或许会更为准确一些。比如:

再如:

在学校求学的年代,他的读书目的便已和一般学子有所不同,不单纯是为了修学储能,更多的是为了寻求他心目中能够变动天下人之心的“大本大源”。

(2)罗哲文回忆称,自己和梁思成一起参加了标记古建筑物的工作。梁思成列出了此项工作的参与者,当中并无罗哲文

五四运动期间,他的阅读是为了树信仰,求真知,在各种救国方案的比较中,选择和确立一种为之奋斗的“主义”。

梁思成说得很明白,当时“实际上仅有我和秘书郭某二人工作”,吴良镛“似曾帮助我做过少量制图工作”,莫宗江“始终没有参加这项工作”。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他的阅读,围绕所从事的实际活动来展开,或为推进国民革命发挥宣传教育作用,或为立足国情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寻求理论依据。

罗哲文却说自己不但参与了梁思成标记古建筑物的工作,而且做的工作很核心,“按他(梁思成)用铅笔绘出的符号,用圆规和三角板以绘图墨水正规描绘”。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和抗战前期那段时间,他的阅读,主要是为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指导全民族抗战的新实践,进而做理论上的阐述和创新。

或许有人会说,梁思成不提罗哲文,是为了保护罗哲文,毕竟梁思成当时是在写“交代材料”。

延安整风运动前后,他的阅读,主要是为转变和改造党内不良的学风、文风和党风,进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这种解释很难成立。

新中国成立前后,他的阅读,比较明显地针对三个方面:防止党内骄傲自满情绪,在全社会普及马克思主义教育,为巩固和建设新中国掌握此前不甚熟悉的东西。

一者,梁思成这个材料,并非罪行供述,而是事实说明,尽可能地列举见证者,对梁是有好处的。1968年底的罗哲文,并无政治问题,梁思成也不必担忧提罗会有什么负面效应。

1956年前后,他的阅读,偏重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上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严重失误后,他为纠正各种错误认识和不良风气,更是孜孜不倦地读书、荐书和讲书。

二者,按“保护罗哲文”的逻辑,梁为什么又要提及吴良镛“似曾帮助我做过少量制图工作”呢?梁不想保护吴良镛吗?

20世纪60年代前期,他的阅读,比较注重从中苏论战和国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需要出发,目的是防修反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梁思成这份“说明材料”形成的时间,远早于罗哲文的回忆文章,但“说明材料”披露的时间,却晚于罗哲文的回忆文章。这是罗哲文敢于虚构自己参与了梁思成标记古建筑物工作的一点小背景。

十年“文革”期间,他对阅读依然很执着,但有困惑,甚至不乏感性,充满对现实和未来的忧虑。

与罗哲文的回忆相反,真正参与了梁思成标记古建筑物工作的吴良镛,他的说法却是:“并不清楚梁思成建议保护京都、奈良之事。”

从这些简单梳理可以看出,着眼于现实实践,围绕中心工作,是毛泽东阅读的需求主线。但也不能说,他的阅读都是实用主义。他看不少“闲书”,看政治家不必去关注的“杂书”,体现的是个人兴趣和书斋乐趣。比如,他喜欢读《茶花女》,喜欢看各种笑话集子,甚至看小人书,特别是那样执着地研读“二十四史”和《红楼梦》,背诵《离骚》等,根本看不出与工作实践有什么关联。当然,这类阅读也不是全然无用,有消遣养心、增智达情之效,只是在事功方面不立竿见影罢了。

据记者王军在《城记》日文版序言中称:

毛泽东有如此多的动力读书,又该怎样理解他1930年提出的“反对本本主义”口号呢?

“吴良镛现为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1998年3月,我向他求证当时的情况,他说并不清楚梁思成建议保护京都、奈良之事。”

解开此疑不难。那时,中国革命正在探索正确道路,遇到百怪千难的事情。毛泽东在“山沟里”急于读到一些能够用作实践指导和参鉴的马列著作,却非常困难;一些在“洋楼里”能够遍读马列著作的教条主义者,因照搬书本上的词句而一再坏事。有的人读了很多书,但用错了方向;有的人在实践中摸到正确道路,却难以得到理论上的论证和支撑。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当时面临的奇特矛盾。

(4)林洙的所谓“回忆”

于是,毛泽东当时花相当大的精力如饥似渴地去读另一本“无字大书”——中国农村社会,并写了大量调查报告。从1927年上井冈山到离开中央苏区,毛泽东做了十多次社会调查。1930年写的《寻乌调查》,有八万字左右。写得非常详细,寻乌县城有多少杂货店,是什么样的人在经营,经营的本钱和货物,都详细列出。全县和有代表性的家族,出过多少秀才、举人和进士,他们在对待革命的态度上的区别,也都写上了。正是通过大量的农村调查,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独特性有了越来越实际的感受,由此反对本本主义。随后,他读到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类理论书籍,把书上说的内容和现实感受一结合,便产生“恍然大悟”或“点石成金”之效。这种阅读效用,和那些号称“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人形成鲜明对比,使毛泽东越发觉得有反对本本主义的必要。

林徽因去世后,梁思成与林洙结为夫妻。

反对本本主义的实际含义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离开调查研究,就会产生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领导方法;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显然,这些都是针对教条主义的,反映了毛泽东在读书问题上的一个鲜明而科学的主张:要把“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结合起来读。要善于运用所学,就必须既入“书斋”,又出“书斋”。这就是他后来反复强调的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林洙的回忆,也经常被拿来作为“梁思成拯救京都、奈良”的证据。

答案很明显,毛泽东并不反对“本本”,而是反对“唯本本是从”的学风。

其实,稍作梳理,就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林洙的所谓回忆,毫无史料价值,甚至于连史料都算不上。

毛泽东不仅不反对“本本”,甚至把读“本本”当作调查研究的一种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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