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与弼简介,万斯同以布衣身份参与

吴与弼出生江西崇仁,是明朝著名理学家、教育家、诗人、学者,被誉为《崇仁学案》的第一人,在明代思想界有着重要地位。吴与弼出身书香世家,在文学、天文、律历、医卜等方面都有研究,后无意仕途,决心回乡讲学,将程朱理学发扬光大。吴与弼是崇仁学派创立者,著有《日录》等作品,于公元1469年病故家中。人物生平
书香门第
吴与弼的先祖吴兢为唐朝汴州人,唐睿宗时为朝廷议大夫。吴兢的七世孙吴宣,迁居抚州。吴与弼的高祖吴景南,擅长诗赋,元代理学大儒吴澄曾为其诗集作序。曾祖吴审,“博学、诗藻清丽”。祖父吴泾,迁居崇仁。父亲吴溥,官到国子监司业,著有《古崖集》。出生于这样的家庭,对吴与弼的教育成长有着重要的影响。
潜心求学
吴与弼六岁入学,七岁学对句,八、九岁在乡学读书时,即已崭露头角,对文学、天文、律历、医卜均有所学。十六岁学诗赋,十八岁习以科举之业。业永乐已丑年,他年方十九,赴京侍奉时任国子监司业的父亲,得拜明代“三杨”之一的冼马杨溥为师。其时,在其父任所获读朱熹所编之《伊洛渊源录》,自谓“睹道统一脉之传”,“于是思自奋励,窃慕向焉,而尽焚当时举子文字,誓必至乎圣贤而后已”。谢绝与人交往,独处小楼二年,专心攻读《四书》、《五经》和洛学(以北宋哲学家、教育家程颢兄弟为首的学派)、闽学(以南宋哲学家、教育家朱熹为首的学派)两个学派的语录,无意进入仕途,决心以讲授理学,传播程、朱哲学思想为己任。
归乡讲学
永乐九年,吴与弼奉父母之命返乡完婚。在乡里,他一切行动都遵守儒家的礼仪规范。每次到京探望父亲,穿的都是布衣旧鞋。中年以后,家境日贫,他亲自下田耕作,自食其力。对不义之举,一概不为;对不义之财,一概不取。所以,四方求学者络绎不绝,他都谆谆教诲。甚至招待学生食宿,以此远近闻名。其学生胡九韶说:“惟先生遇患难仍能学习、进益,别的人则不免意志颓唐而懒怠下去”。
守义不仕 吴与弼一生不应科举,讲学家乡,屡荐不出。
正统十一年,由山西佥事何自学荐举入朝,后御史涂谦、抚州知府王宇也一再荐举,他都谢绝不出。
景泰七年,御史陈述又荐举他入阁讲学,帝下诏江西巡抚韩雍前往礼请,他又辞谢不出。
天顺元年,大臣石亨与大学士李贤上疏荐举,并派人前往征召吴与弼进京。第二年五月,授为左春坊左谕德,他上疏请辞。英宗召入文华殿,咨询其因,他以“浅陋之学,衰病之躯,有负期待之重,岂敢窃禄为官”力辞。后又多次上疏辞职,并由其子向吏部告以病重,才得以允准。辞官归里后,在呈英宗的谢表中力陈十事,说:“一曰崇圣志,二曰广圣学,三曰隆圣德,四曰子庶民,五曰谨命令,六曰敦教化,七曰清百僚,八曰齐庶政,九曰广言路,十曰君相一德同心。”词语恳切,获明英宗嘉许,派人护送回乡,并命地方官按月支给仓米,以示关怀。
成化五年,吴与弼病故于家。吴与弼的思想主张
他的理学思想,概括起来有四:即天道观、性善观、践行观、苦乐观。 天道观
他认为:“万变之纷纭,而应之各有定理”。就是说,大千世界,万事万物,都有它们自身的规律。他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穷通、得丧、死生、忧乐,一听于天”。他所指的“天理”,即是自然法则,这不能说不是唯物的。同时,他把“举天地之道”,当以“圣人”、“君子”的准则。曾谓:“未至于天道,未至于圣人,不可谓之成人”。
吴与弼还有一种认识是值得重视的,就是“气”,乃之天也。提出“天之元气”观。他说:“毋以妄想戕真心,客气伤元气”。弟子魏庄渠也认为“天地太和,元气我”。但是,吴与弼把天地元气,归结为“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就成为形而上学的唯心观了。“气”,本身是物质的,而不是精神的东西。
性善观
“人性之本善”是吴与弼继承、发展思、孟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觉得“人欲”,有“善恶”、“好坏”之分,但可以“化也”。所谓“化”,就是“使教莹净”,即要教育,要修养,要严以“责己”,使之“心地纯然”。我们隐约地可以看到明代早期的理学逐渐向着明代中期王阳明弘扬的心学过渡,这可以说是吴与弼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大奉献。
践行观
他用“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规范自己的生活,把封建伦常的“理、”,贯穿到自己日常生活中去。以“理”作为衡量一切、分析一切、判决一切、处理一切,分清是与非、正与反、善与恶、得与失,乃至于忧和乐,生与死的标准,使自己成为理想中的“圣人”、“贤者”。
吴与弼把“天理”、“居敬”、“践行”,作为自己日常行为的规范,表现出三者一体化的特征,这是他哲学思想体系的一个突出特点。“深悟、静虚、动直”,又是吴与弼一个反思式的认识方法。
苦乐观
他专攻理学,达到了“物我两忘,惟知有理”的境界。吴与弼十九岁时,即弃去求功名利禄的科举业,谢绝交往世俗,潜心于程朱理学,学有所成,“省郡交荐不就”。“寄身于从容无竞之境,游心于恬澹不挠之乡,日以圣贤嘉言善行沃润之”。讲学乡间,躬耕食力,粗衣蔽履,饭粝蔬豆,一生过着清贫生活。人物评价
黄宗羲《明儒学案》:斋倡导小陂,一禀宋人成说。言心,则以知觉而与理为二;言功夫,风静时存养,动时省察。……其相传一派,虽一斋、庄渠稍为转手,始不敢离此矩榘也。白沙出其门,然自叙所得,不关聘君,当为别派。于戏!推轮为大辂之始,增冰为积水所成,微康斋,焉得有后时之盛哉!”
在中国历史上,吴与弼第一个提出“劳动与读书相结合”。和学生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在劳动中讲学,在劳动中授教,在劳动中悟“道”。近代教育家陶行知倡导的“生活教育”,正是源于吴与弼的这一教育思想。同时,吴与弼敢于挑战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重儒轻商思想,提出“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推动工农商贾儒学化,并造就了明代以来一大批学士放下身段经商,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儒商阶层,影响至今。
吴与弼及其所开创的“崇仁之学”,对明代学术思潮的兴起具有“启明”的作用。同时,发生在明代的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文化下移,是由以王阳明为代表的思想家们推动并完成。而此前,吴与弼发儒学往工农商贾转向之端,推动中国文化教育发生了纵向的传递传播,使儒学由上而下走向社会下层民众,走向工农商贾,意义重大。加之,王阳明的老师又是吴与弼的弟子,由此众多专家学者均认为吴与弼创立的“崇仁之学”是第二次文化下移的发端。

王锷人称王魏公,字昆吾,出生于山西太原,是唐朝时期大臣。王锷曾任江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检校兵部尚书、淮南节度副使、尚书左仆射、太子太傅、同平章事等职;他通过贿赂朝中权贵一路升迁,甚至大肆敛财,家缠万贯。他一生聚敛颇丰怕惹人非议,曾主动献给朝廷两千万钱,此举立马遭来弹劾。公元815年,王锷逝世,追赠太尉,谥号为“魏”。人物生平
王锷年轻时,曾任湖南团练府(治听潭州,在今湖南长沙)营将。唐代宗大历十二年,王锷结识了被贬为道州司马、路经湖南的杨炎,二人一见如故,晤谈甚为投机。
唐德宗即位后,召杨炎入朝,任命为宰相,杨炎推荐嗣曹王李皋为湖南观察使,王锷颇受器重。他曾单枪匹马,只身前往叛将王国良驻地,诱降了王国良,为此,升任邵州刺史。
建中三年,嗣曹王李皋改任江南西道节度使,防御背叛中央的藩镇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南侵,王锷被调守浔阳。他带领三千精兵抢渡长江,袭夺蕲州。王锷因功升任江州刺史,兼御史大夫、都虞侯。
王锷随嗣曹王李皋东征西讨,深得信任。一次,李皋派伊慎围攻被叛军占领的安州,叛军非常惊慌,赶忙乞降,并请求李皋派人进城接洽具体事宜。当时,城中虚实未知,诸将都不敢贸然请求入城,正在众人面面相觎之时,王锷挺身而出,主动请缨担当此重任。李皋批准了他的要求,并把他从城墙缒人城内。王锷见到守城的叛军头目以后,晓之以大义,终于劝说叛军草签献城之约,同时,又坚决镇压了那些散布在城中,造谣惑众、负隅顽抗的死硬分子,于次日顺利打开城门迎接唐政府军进城。
王锷的才干受唐德宗赏识,不久,就被提拔为容管经略使
。王锷任使八年,致力于发展当地生产,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深得各族人民的拥戴。后来,王锷又调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广州是唐朝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每年来自东南亚和波斯、阿拉伯的商船云集港内,当地杂居的各族群众,多以从事商业贸易为生,而国家所征收的土地赋税收入却日益减少。王锷详细考察了他们的经营活动,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新的纳税标准,使政府的收入与两税基本持平。王锷把上交国库的赋税交足后,还能有所结余,用来补贴军府的庞大开支。
唐代镇守岭南广州的官吏,清廉者极少,许多官吏借机大捞一把,贪污受贿,比比皆是。王锷也不例外,他把没收来的非法收入据为己有,然后,用以经营商贸活动,积累了巨额财富,史载他“日发十余艇,重以犀象珠贝,称商货而出诸境。周以岁时,循环不绝,凡八年,京师权门多富锷之财。”“由是锷家财富于公藏”。
王锷通过贿赂朝中权贵,官职越做越大。淮南节度使杜佑曾多次上表请求辞职,于是朝廷任命王锷为检校兵部尚书、淮南节度副使。淮南为唐后期政府财政收入来源的主要地区,王锷到任后,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深得杜佑赏识。不久,杜佑举荐王锷代替自己正式但任了淮南节度使。
王锷精于财会,“长于部领”,“程作有法”,几过往账目尽皆熟悉,那些妄图在帐簿上搞鬼贪污的奷吏,往往逃不脱王锷的耳目,一经发现,定追究不饶。因此,他理财有方,从不随意浪费。军府所用竹木、碎屑,从不轻易抛弃。一次,椽曹帘破,下吏换以新帘,王锷把替换下来的旧帘交手工坊修补后,继续使用。王锷以节俭持政,为唐政府积累了大批财富,当时王锷所铸的钱流播天下,人们尽皆佩服他办事如神。在职四年,王锷累功被加官至检校司空。
唐宪宗元和二年,王锷入朝,被正式授为尚书左仆射。不久后,改任检校司徒、河中节度使。
元和五年,获兼太子太傅,调任河东节度使。当时,河东自范希朝讨镇州无功而还,军府兵员锐减,兵才三万、骑六百,府库空虚。王锷到任后,首先“补完啬费”,使财用丰足;然后扩充兵员至五万、骑五千。他又注重与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派兵护送回鹘使节与摩尼教士入朝。
元和九年,王锷升任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列使相。他自忖一生聚敛颇丰,易招人诽谤,于是,在功成名就以后,主动给朝廷献上钱两千万。此举,立即招致宰相李绛弹劾,他认为:“锷虽有劳,然佥望不属,恐天下议以为宰相可市而取。”唐宪宗反驳道:“锷当太原残破后,成雄富之治。官爵所以侍功,功之不图,何以为劝?王播所献数万万,亦可以平章政事乎?”
元和十年,王锷逝世,享年七十六岁。朝廷追赠太尉,谥号“魏”,后世称其为“王魏公”。王锷散财货
《王锷散财货》是一篇文言文,文章意义是说明王锷是一个十足的守财奴。
原文:王锷累任大镇,财货积山。有旧客诫锷以积财能散之义。后数日,客复见锷。锷曰:“前所见教,诚如公言,已大散矣。”客曰:“请问所目。”锷曰:“诸男各与万贯,女婿各与千贯矣。”
说的是这么一个故事:王锷多次担任大镇的官职,搜刮的钱财堆积成山。有位老门客用能聚财也应能散财的道理劝诫王锷。过了几天,门客又来见王锷,王锷说:“前承蒙您指教,我的确按您说的已把钱财大大地散掉了。”门客说:“请问如何分散?”王锷说:“儿子们各给了一万贯,女婿各给了一千贯。”王锷的子女后代
儿子:王稷,任德州刺史时为乱军所杀。
孙子:王叔泰,唐文宗时被授为九品官。人物评价
白居易:①卿自领大藩,累彰殊效,惠安百姓,表正一方。(《答王锷陈让淮南节度使表》)②锷诛剥民财,以市恩泽,不可使四方之人谓陛下得王锷进奉,而与之宰相,深无益于圣朝。
李纯:王锷太原功课,朝廷远近备知。宰臣亦数言其事绩为诸镇之最。当残瘁之后,成雄富之实,朕所以悬加官爵,祗奖功劳。
李绛:王锷太原事绩,诚有劳效,人望不至,名器虚损。兼近进家财,似希圣意,后代之所讥。
李昂:王锷累朝宣力。
韦处厚:臣又度当今节制可以处淮西任者,莫若河中节度使王锷,宽厚慎重,练识军情,必能悦慰群心,镇抚疑党。
刘昫:①王锷明可照奸,忠能奉主,此乃垂名于后也。至若竹头木屑,曾无弃遗,作事有程,俭而足用,则又士君子之为也。如贱收贵出,务积珠金,唯利是求,多财为累,则与夫清白遗子孙者远矣!凡百在位,得不鉴之。②惟彼太原,战勋可录。累在多财,子孙不禄。

万斯同出生于浙江鄞县,是清朝初年著名史学家。他师从黄宗羲,精通史学,曾经以布衣身份主编《明史》,历时19年,不署衔、不受俸,体现了民族气节;他又著有《明史稿》、《石园诗文集》、《历代史表》等作品。万斯同晚年双目失明依然以口授的方式编史,为史学界留下了珍贵财富,1702年,万斯同逝世,享年64岁,私谥贞文先生。人物生平图片 1万斯同
明崇祯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1638年3月9日)戌时,万斯同出生于浙江鄞县,生而异敏,读书过目不忘。8岁时,在客人面前能背诵《扬子法言》,终篇不失一字;到14、15岁读遍了家藏书籍,以后专攻二十一史,并受业于浙东著名史学家黄宗羲,后又博览天一阁藏书,学识锐进,博通诸史,尤熟明代掌故。
万斯同像他的老师黄宗羲一样,很有民族气节。康熙十七年,清廷因诏请黄宗羲修《明史》,被黄宗羲拒绝。朝中大臣便推举万斯同为博学鸿词科,万斯同也坚辞不就。以后,大学士徐元文出任修《明史》总裁,又荐他入史局。黄宗羲觉得修《明史》,事关忠奸评判和子孙后世的大业,有万斯同参加,可以放心,便动员万斯同赴京,并在赠别诗中以“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奸贤托布衣”相勉。当时,凡入史局者署翰林院纂修衔,授七品俸禄。万斯同遵黄宗羲嘱咐,上京后宁愿寓居于徐元文家,不署衔,不受俸,以布衣入史局,修《明史》,前后19年。写成明史原稿明史稿500卷,这些稿件无一不由原黄宗羲治下阳明派的文件经过审裁后写出,其艰辛异常,为中国史官的楷模。又为尚书徐乾学纂《读礼通考》二百余卷。他自己说:“史之难言久矣!好恶因心,毁誉随之。一家之事,言者三人,而其传各异,何况数百年乎?!……凡实录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滥诬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虽不敢据闻全可信,而枉者鲜矣!昔《宋史》病之繁芜,而吾所述将倍焉。非不知简者为贵,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不可益也!”
他熟悉汉以下制度沿革和明代史事。当时,参加纂修的官员有五六十人,他们把每篇初稿写成后.都送到万斯同处复审。万斯同看完每一篇初稿。就告诉纂编者,取某书某卷某页,有某事应当补入;取某书某卷某页,某事应当核实,无一谬误。徐元文以后,大学士张玉书、陈廷敬、尚书王鸿绪相继担任纂修《明史》的总裁,仍延请万斯同继续修《明史》。
万斯同以修《明史》自任。年青时喜欢古文及诗歌,与当时一些名士角逐于文坛,以后,他认为史学是国家需用之学,便由经入史,专攻史学,有志于作一代史籍手。他常常感叹唐代以后,修志时设局分修,造成史书错谬百出,说:“以前司马迁、班固修史,才既杰出,又承父学,事实可靠,才记入史书。以后,专家修史书,才虽不如司马迁和班固,但都不至于官修那样杂乱。修史书,就像入人之室,总是先知其厅堂,而后知其家境如何,礼俗如何;而后知其一家老幼、刚柔遇贤。待到都了解清楚后,才能掌握这家情况。修史书也同样道理。官修之史,仓卒而成;众人不暇择其材宜与不宜,事实或不实,就像招过路人讨论室中之事。我所以要作总裁,是惟恐众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乱贤奸之迹,暗昧不明。”他这番话,对后世修史者颇有影响。
万斯同修史态度非常严谨。他认为撰写史书必须“事信而言文”。他说过,修史难。修史者以自己的好恶随心毁誉。一室之事,三人传说,往往各异,何况数百年以前的事,是非曲直难以裁别,故受其枉者举不胜举。他说:“我少年时,在城东某氏家中一面当馆师,一面借阅该氏所藏的明代列朝实录。我默识暗诵,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遗。待长大后,游学四方,向故家长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志。凡杂家志传,无不搜罗,并以实录作为指针。实录直载其事,不尚增饰。他书中有错谬者,以实录为证裁。这样,虽不能说完全可信,但谬误就少多了。”他就是以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修史。今“天一阁”珍藏有他编纂的《明史稿》列传部分十余册,在史学上有相当地位。
万斯同一生不慕荣利,见人惟以读书励名节相切磋。态度谦恭,与人交往都自称“布衣万斯同”。但京中上至王公下至学子,无不尊称他“万先生”。他在京多次讲学,贯穿古今史实,评论中肯。清初著名学者李光地,品评人才相当苛严,对万斯同却极为赞赏。他说,平生所见,不过数子,如顾宁人、万季野、阎百诗“真足以备石渠顾问之选者也”。
万斯同晚年时候双目失明,只能凭借口授的方式编史。而由他口授,温睿临操笔的《南疆逸史》也因为没有刊印,而逃过了雍正、乾隆年间的文字狱,为史学界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康熙四十一年四月八日(1702年5月4日)辰时,万斯同在京师王鸿绪家中去世,享年六十四岁,葬于浙江奉化莼湖镇乌阳观山南麓半山腰,身边的藏书被钱名世占有。刘坊写有《万季野先生行状》。万斯同的去世,象征《明史》编纂第一个阶段结束,其后经过数次易稿,乾隆四年正式刊行,距其过世,已有三十余年。经学家杨椿认为:“《明史》成于国初遗老之手,而万季野功尤多。纪、传长于表志,而万历以后各传,又长于中叶以前。袁崇焕、左良玉、李自成传,原稿皆二巨册。删述融汰,结构宠肃,远在宋、元诸史上。”文革时,万斯同墓惨遭破坏,惨不忍睹。万斯同闭门苦读的故事图片 2万斯同
万斯同出生于浙江鄞县,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但他小时候也是个顽皮的孩子。而且曾经因为贪玩被家中客人们批评,丢了面子,于是他一怒之下掀翻了客人们的桌子,因此被父亲关进书屋。万斯同起初非常生气,不理解父亲为什么这样,后来他闭门思过,从《茶经》中受到启发,开始发奋读书。一年过去了,父亲原谅了他,他也读遍了书屋中的书籍,知道了父亲的用心良苦、理解了父亲。
万斯同由此爱上读书,家中则多藏古今之书,可谓藏书万卷,藏书楼名为“寒松斋”,可惜他没有后人,所藏指数都归钱名世所有。万斯同作品
以布衣身份主编《明史》,著有《明史稿》、《石园诗文集》、《历代史表》、《纪元汇考》、《读礼通考》、《读礼附论》、《丧礼辨疑》、《庙制折衷》、《声韵源流考》、《经世粹言》、《明通鉴》、《明史表》、《康熙宁波府志》、《难难》等作品。万斯同与曹雪芹图片 3曹雪芹
尽管《明史》修纂是政府行为,但清廷只严禁《明史》内容犯忌,并未禁止私撰《明史》。黄百家和刘坊为什么要将万斯同“所冀”之事,记载为“未了之事”、“未白之衷”呢?我认为万斯同之所谓“未了之事”和“未白之衷”,实际上即指撰写《石头记》,《石头记》即万斯同所私撰之《明史》。
“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
脂批已点出曹雪芹即《石头记》作者(详见《红楼玄关》之二);而所谓“曹雪芹”,就来自李纨三姐妹之“连环谜”。
“芹”有两种,一为“水芹”,一为“草芹”(俗称“药芹”)。那么“曹雪芹”之“雪芹”又何指呢?
“曹雪芹”之“雪”隐“化”;“雪芹”之“雪”化了,“雪芹”也就“化”为“水芹”。而“曹雪芹”之“曹”隐“草”,所以所谓“曹雪芹”即“草化之水芹”。
那么所谓“曹雪”即“草化萤”之“草化”;“吟”代指《石头记》。“水芹”则代指“一池青草”之“蒲芦”;而“蒲芦”又指蜂,即万。那么所谓“曹雪芹”即“草化之万”,也就是“创作《石头记》之万斯同”。此即脂批又称“曹雪芹”为“芹溪”、“芹”之原因,“芹溪”点出“芹”指水芹,代指“蒲芦”,即万。
所以万斯同即“曹雪芹”即《石头记》作者。那么所谓“悼红轩”,即指“《明史》馆”;”红”隐“朱”。人物评价
黄宗羲:四方声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
徐元文:季野万子惠然北来,止余邸舍十年矣。同心托契,凝于兰金,编校之事,蒙实赖焉。
黄云眉:不居《明史》纂修之名,隐操总裁之柄。
全祖望:《明史稿》五百卷皆先生手定,虽其后不尽仍先生之旧,而要其底本,足以自为一书者也。
钱大昕:①先生生而异敏,读书过目不忘。束发未尝为时文,专意古学,博通诸史,尤熟于明代掌故,自洪武至天启实录皆能闇诵。②于前史体例贯穿精熟,指陈得失,皆中肯綮,刘知几、郑樵诸人不能及也。③乾隆初,大学士张廷玉等奉诏刊定《明史》,以王鸿绪史稿为本而增损之,王氏稿大半出先生手也。
黄百家:天生季野,关系明朝一代之人也。
张寿镛、陈训慈等:万季野先生启浙东之史派。……卒以唤醒聋聩,屋清社而光复华夏,先生振民族精神于文字,其功盖可想见。
梁启超:①清代史学极盛于浙,鄞县万斯同最称首出。……其以独力成《明史稿》,论者谓固以后一人而已。②清代史学开拓于黄梨洲、万季野,而昌明于章实斋。……三君之学不盛行于清代,清代史学界之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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