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君健与苑茵的爱情趣事,三国名士接连侍奉几人国王【必发88手机版】

原标题:讲述 | 叶君健与苑茵的爱情故事

原标题:三国名士接连侍奉四位主公,后人对他评价却很高

原标题:皖南古代石雕人像初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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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各地军阀拥兵自重,雄踞一方。而由于地盘利益的纷争,各地战争不断,百姓苦不堪言。但凡乱世之中,必有治世之才。袁涣,字曜卿,是陈郡扶乐县人。此人父亲曾经是东汉的大司徒,可以说袁涣出身在名门世家。
而在当时这种黑暗的环境下,但凡王公大臣的子弟大都骄纵狂妄,对法律置若罔闻。而袁涣却为人谦虚,遵循礼法。

微信版第35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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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发88手机版,皖南古代石雕人像初探

朱华东

安徽长江以南地区,尤其是黄山山脉以北的池州和宣城地区,存在较多的人形石雕像[1],形体大小有别,造型各异,其中两类造型特殊,有异于本地宗教造像及其他陵墓石雕,在周边地区也鲜有报道,因此它们的发现具有较为重要的价值。本文拟在这批资料的基础上,对其源流、族属、性质等问题作出初步的考察。

一、武士型石像与突厥民族

所见的武士型石像有大小两类,体型较大者高1米左右,小者也有60厘米,但造型基本一致,最主要特征为左手握杯,右手持环首刀。其雕刻风格大体相当,均在选定的长方形条石上循石加工而成,人物面部浅浮雕。由于时间久远,石像局部风化较重,但仍可以明显分辨出人像的五官、胡须乃至发饰等细节部位。相比较而言,雕像的身体及背部刻画比较粗糙,衣饰漶漫不清,基本上仅对一些特征点,如上肢、手及握持之物等,进行简单写意雕琢,比例不甚协调。石像下肢及背面基本不做雕饰。如其中的一件(见图一、图二),通高120、宽40、厚20厘米,石灰岩质地。圆脸、深目,眉骨较粗,蒜头鼻,上唇胡须不明显,但虬髯浓密,甚至长达其胸部,下颏略尖。从正面观察,雕像前额有一带状箍饰,头顶处微微隆起,头发整齐向两侧披落,两耳似被包裹。雕像右手持一环首刀,左手握方杯。这批石雕人像应代表同一族属,尽管造型有一定差别,但主体特征依旧保留。据造型风格推测此类石像有一定的使用时限,但应该在元明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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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源泉博物馆藏石人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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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源泉博物馆藏石人侧面

这批循石造像,风格古朴,与汉代中原一带石雕人像做工近似。中原地区自秦汉以来就流行在陵墓前树立石人等石雕的习俗,后习称“翁仲”。目前发现的最早墓前石人为西汉时期,如石家庄小安舍村出土的一对石像以及昆明池牵牛、织女像。东汉时期陵墓前有较多类似石像发现,这些人物均着典型汉代衣帽,汉族人种,或双手捧立,或手捧他物,也有双手拄剑的形象。但皖南的这几件石像面容和发饰完全有别于此,也与东汉时期的胡人石像不同,如在邹城、青州、临淄发现的胡人像,体型高大,最高2米有余,头或戴尖帽,深目高鼻,下巴尖长,身体作立姿或跪姿。魏晋以来由于佛教的传播,胡人俑大量出现中原及南方地区,其深目、高鼻、多有浓密胡须,头戴尖帽,被认为是胡僧的形象。[2]尽管皖南武士石像有的胡须浓密,眉骨凸出,有部分胡人特征,但无论从发饰、手势乃至容貌上观察,所反映的族属并非典型的胡人形象。

由于在本地及周边地域均无材料可比,倒是在远在千里之外的新疆和中亚等地,有类似石雕像发现(图三)。据相关报告和研究[3],这种手持刀握杯形象的石雕,被称之为武士型石人[4],是公元6世纪中叶至9世纪,草原石人的兴盛时期作品,涉及的地域较为广阔,在蒙古、南西伯利亚、中亚以及我国的新疆、内蒙一带的草原地区多有发现,其数量达数百件之多,造型也较为丰富,石人或着翻领长袍,腰挂佩剑或短刀,右手上屈握杯,左手抚剑或握刀。从五官外形看,武士型石人有着较明显的个体形象特征,一般认为属于突厥石人,而这一时期也是突厥人驰骋草原的巅峰时期。草原武士型石像的大量发现与突厥人习俗有关。据《周书•突厥传》中记载,突厥人死后,要“于墓所立石建标”,借以“图画死者形仪及其生时所经战阵之状”(《隋书•突厥传》),这一点已经得到考古发掘的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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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中亚伊塞克湖科罗姆德突厥石像

草原石像数量众多,各地区乃至地区间的石像都有较为明显的差别,不过一般发现于某个局部区域的成组石像间造型却基本一致[5]。皖南的武士石像制作方式也如出一辙,似乎代表着某一支族群的习俗。总体而言,两地突厥石像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其一,面部特征。皖南武士石像鼻头粗大,尖下巴,这与草原石像多一致。胡须稠密也是皖南石像的特征之一,在草原石人中,多为八字胡须,髯须者较少见。如在阿勒泰市乔阿梯墓地发现的一件,通高1.14米,椭圆脸,宽鼻,大胡须。从人种学上观察,韩康信认为,中亚及新疆一带公元6-10世纪突厥人种族欧洲人种和蒙古人种兼而有之,多数属于两个人种的混杂,各族群也存在一定面貌差异,有的更偏向蒙古人种。[6]而在现代土耳其,多数突厥人主要表现为白色人种的特征,不过仍保有蒙古人种黑头发、黑眼睛特征,皮肤也介于黄、白之间。在当地的一些山区,也仍可见到一些蒙古人种特征的突厥人。[7] 

中亚地区出土的突厥青铜牌饰上的人物形象也可作为佐证[8]。这批武士型人物牌饰广泛出土于中亚各地,均作骑马状,研究者将其分为两个类型,为公元6-8世纪西突厥制作。其中一些骑士圆脸,宽鼻,长胡须,松散的长发长及肩膀或臀部,右手握剑或双手持矛。皖南的这几件造像无论是面容或发饰上与前者相,其代表的人种应属于突厥人。

其二为发、冠特征。披发或辫发或为草原石人的一种表现手法[9],少数带有冠,如小洪那海石人,披发带冠,正中有重环形圈饰直立冠上。皖南石像的发冠造型与之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其并未发现辫发的迹象,其披发造型与南西伯利亚米努辛斯克盆地一处墓地发现的一件石雕像类似,属于公元7-9世纪遗物,这件石像背后也刻有能反映其族属的突厥儒尼文铭文。

其三,仪态特征。这里主要涉及石人持握物品的姿势,纵观草原地区石人像,尤其是武士型石人,基本造型为左手持刀剑、右手握杯,这恰恰与皖南石人相左。在数百例资料中,仅有新疆阿尔卡特发现的一具石像为右手握刀、左手持杯,此外,握剑的方式也有所不同,草原石人刀剑基本挂于腰带之上,处于佩挂状态,上述的阿尔卡特石像仍属此类。而皖南石像则很奇特,三件雕像均将剑(刀)捧握斜交于胸前,而非简单的将武器直握于手中,似与用武器护住胸部,如换成左手持兵器,恐难以达到这样的视觉效果。如此同一风格的背后,或许隐藏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其四,手握之器皿。皖南三件石人像左手均握有小方杯,而草原石人所雕刻的杯基本属钵碗形、单耳杯、高足杯、高脚杯、高颈罐类,方形器皿尚不多见。

其五,埋植方式。皖南部分武士石像底部可明显看出呈楔形,这样就便于直接竖立在土中,与中亚等地的石像底座处理方式一致,如伊塞克湖科罗姆德突厥石像的底座(图三)。而元代的武士像基本都是直接雕刻在石方座之上,可以直接竖立,不需要再栽埋在土中。(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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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蒙古国元代石雕人像

尚有一点需要交代的是,公元9世纪后,草原地区的石像风格出现了明显改变,多由站姿变为坐姿,雕工也越发细腻,由早期的浅浮雕渐变为高浮雕或圆雕形人物造像[10],无论是人物面部的刻画还是衣冠、鞋帽的样式均有细腻刻画,这是9世纪前草原石雕像很少看见的。这种造像风格在我国一直持续到公元13世纪,此后的草原地区这类武士型雕像逐渐消失。而皖南石像显然没有受到到晚期武士像风格的影响,而基本保留了6-9世纪突厥石像的造像风格。

综上,皖南武士型石像与草原武士型石人相比,按其造像类型和人物风格上看,大致属于公元6-9世纪的突厥雕像风格。但种种差异表明,雕像中的人物或属于突厥人某支部落的人种,其造型也或直接反映了这支部落的风俗或信仰。

皖南发现的突厥武士型石像,远离北方草原数千公里,却在皖南发现,这与突厥人南徙密切相关。

突厥是活跃在公元6-8世纪的北方草原地区的一只游牧民族,公元583年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以阿尔泰山为界,各霸一方区域。隋末唐初之际,东西突厥势力曾一度控制整个东北亚地区。据《隋书》记载,东突厥的势力范围大体上“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与中原王朝摩擦不断。唐初,两部突厥又先后为唐所灭。

东突厥灭国后,其遗部除部分向西迁徙外,多南下降唐,其众多达十余万人。公元630年,唐太宗采用中书令温彦博的建议,“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之地”,“因其归命,分其种落,浮之河南衮、豫之地,散属州、县,各使耕织,百万胡虏,可得化为百姓。”[11],并优待安置诸部落酋长,“其酋首至者,皆拜为将军、中郎将等官,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因而入居长安者数千家”[12]。唐安置突厥降部的具体措施是在漠南设置羁縻州府,其中河南置北宁、北安、北开、北抚四州[13],其地望在今陕西、内蒙一带[14]。但文献记载的突厥安置地似乎并没有南下到淮河流域及更南的区域。至开元十年(712),康待宾之乱平定后,唐徙河曲六州残胡五万余口于许、汝、唐、邓、仙、豫等州,“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15],尽管在“(开元)二十六年,自江淮放回胡户”,但也不排除部分六州胡仍残留江淮一带的可能。

安徽沿江一带矿产资源丰富,自先秦以来一直是重要的铜矿采冶基地。自六朝起,地处贵池一带的“梅根冶”即是江南地区盛极一时的铜矿采冶与钱币的铸造中心。[16]由于远离中原战事,相对而言“山溪源远,人迹罕到”,加之又有一定经济基础。自安史之乱后,皖南地区一直成为北方移民的重要地区之一[17],也“集中了最多数量的移民”[18]。这些移民中,除了有逃避战乱的仕宦和沉重赋役的民众外,还有不少随各派武装力量南下的移民。而唐末五代时皖南地区就有两个地点由于移民多而著称,其中一个就在是池州建德,另一个是歙州西南的黄墩。北方的这些“衣冠士族避难于此,皆获免焉”。[19]上述或许是该支突厥部落南下皖南的原因之一。

上述可知,皖南突厥人或为唐代东突厥的后裔,由于政治或战乱的原因,自北方迁居于皖南一带,而唐代中后期可能是这支突厥人自中原迁徙的主要时间段。其部往皖南的迁徙,或许从一定侧面证实了文献中“六州胡”南迁黄河以南的史实。而皖南的这批武士型石像其功用应该是突厥遗族竖立于墓前的“石像生”。

(作者系安徽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制作:童达清(ltsr2718)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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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涣这种优良的品行引起了郡守的注意,很快,袁涣就被认命为功曹,但由于袁涣为人正直,刚正不阿,所以当时郡中有不法行为的官员都望风而逃,自引其咎。
之后,袁涣还曾被举荐,公府多次派车前来征召他,又授予他谯县县令的职位,他都不愿赴任。直到后来,刘备任豫州牧时,又举荐他为秀才。但是,由于刘备军事实力当时处于弱势,所以没过几年,便因为战败而逃亡江淮。

时光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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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散

但袁涣是有才之士,占领豫州的袁术十分敬重他,特地将他请至军中,询问事务。每次袁术向他询问时,袁涣总会义正言辞地阐明治国安民之道,而袁术也无法反驳他。从此,对他更加敬重。
随后,吕布向袁术进军,而身为臣下的袁涣,同袁术而去。袁术战败,吕布知道袁涣是有德有才的君子,就将他强留在自己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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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君健一家合影

后来,吕布和刘备因为矛盾而刀兵相见,他想让袁涣写信辱骂刘备。但是,品德高尚的袁涣拒绝了他,吕布气急败坏,拔出刀来威胁他:“写,你就可以活命。不写,就让你做刀下鬼。”常人面对这种事,定会吓得面无血色,而袁涣却不为所动,并笑着回答:“我听说高尚的品德能够让人感到羞愧,没听说谩骂可以让人羞耻。我之前侍奉刘备,就和今天侍奉将军您一样。如果以后,我离开了将军,再侍奉别人。到那时,又替别人来写信来侮辱将军您,那将军您会怎么想呢?”

叶君健与苑茵:“外交小院”里的爱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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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念伦 口述 吴睿娜 采访整理

吕布听后面红耳赤,羞愧不已,不仅不再逼迫他,相反对他更为敬重。不久,吕布又被曹操击败,袁涣归附曹操。曹操对他十分尊敬,向他询问治国之道。袁涣引用《道德经》当中的句子,“夫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他又向曹操进言施仁政,聚民心。曹操听完之后,认为很有道理,又认命他做了南部都尉。

北海公园的东北边,有一条南北走向的胡同,清初名为内官监胡同,1911年后以谐音定名为“恭俭胡同”。里面曾经住过两位留过洋的人:一位是明朝七下西洋的三宝太监郑和,另一位就是走遍五大洲的叶君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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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天下局势基本稳定,曹操开始实行屯田,但百姓之中有很多人不愿意,因此逃亡他地。袁涣又向曹操进言:“百姓安土重迁,希望您能顺从他们的心愿。愿意屯田的就接收,不愿意的也不要勉强他们。”曹操采纳了他的建议,果然,百姓又都回来了。

旧时的恭俭胡同

袁涣在治理辖地时,十分重视鳏寡孤独的老人,并且表彰孝子贞妇。他所治理的地方,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稳定。除此之外,袁涣为人不存财物,他的家中没有什么积蓄。而几次获得的赏赐,他也都分送别人,更不参与置办产业。在当时,很多人都敬佩他的清廉正直。

叶君健和夫人苑茵住的小院在恭俭胡同的北头,因为经常有外宾慕名来访,久而久之,这里被外人誉为“外交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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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胡同的喧嚣相反,小院是一处闹中取静的世外桃源。院东边是葡萄架,西边是比人还要高的月季花丛。春天到来时,一片生机盎然。

到后来有人传言刘备死了,群臣们都纷纷庆贺,唯独袁涣一言不发,因为他曾被刘备举荐为官,刘备有恩于他。魏国建立,袁涣任郎中令,为官几年之后,在任时去世。曹操十分悲伤,赐给他家里许多粮食,又写下两条手令:赐谷二千斛,一教“以太仓谷千斛赐郎中令之家”,一教“以垣下谷千斛与曜卿家”,外人不明白为什么曹操这样做,曹操说说:“赐给太仓的粮食,是依照官府法度;赐给官仓的粮食,是因为我与他有亲旧关系。”

如今,小院已是叶君健和苑茵的第二代、第三代住在里面。正屋的陈设还是叶君健和苑茵生前的样子,书柜里摆放着丹麦文、中文和英文版的《安徒生童话》以及他们夫妇二人写的书。笔者如约见到了叶君健的小儿子叶念伦,他将“外交小院”里的爱情故事向我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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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对袁涣的评价很高,例如:曹丕曾评价袁涣:“郎中令袁涣,为官正直无私,对国家忠心耿耿,是仁义的君子。”《三国志》作者陈寿,也曾说袁涣遵循清高之道,为人处事符合礼法,就像西汉的那些贤能君子一样。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国难中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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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命运真的很神奇。我的父母,一个出生在东北,一个出生在湖北,在那个战乱动荡的年代,两个原本没有人生交集的人,被命运系到了一起。

他们相识在雾都重庆。“九一八”事变后,母亲告别了我的姥姥和姨,从东北辗转流亡到重庆,渐渐和家中失去了联系。在东北流亡学生救济总署的资助下,母亲考入了战时迁至此地的复旦大学,并成为中共地下党的一员。

父亲生于湖北省红安县,那是有名的将军县,产生了董必武和李先念两位国家主席和200多位红军将领。父亲被家乡人称为“将军县里唯一的文将军”。

我爷爷家特别穷,爷爷身体不好,种不了地,家里一亩地也没有,完全赤贫。尽管家里很穷,但父亲通过勤工俭学,14岁高小毕业,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参加同等学力的考试,在19岁那年考入武汉大学。他毕业没两年,日军攻占了武汉。

父亲思想左倾,主张抗日救国,积极支持共产党。毕业后,他在武汉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厅长是郭沫若。第三厅表面上是国共合作的文艺团体,实际上受周恩来领导。当时,父亲发挥外语特长,接待了很多支持中国革命的外国友人,如白求恩、斯诺、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把他们送到共产党的各根据地去采访。武汉被占领后,父亲流亡到香港。他虽不是共产党员,却是共产党绝对信任的人。毛泽东在延安写就的《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等抗日著作,就是由宋庆龄转交给他,由他首次翻译成英文,对国外出版宣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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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君健主编的《中国文学》封面

25岁那年,父亲来到重庆。在香港已小有名气的他,被重庆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聘为教授。

我的母亲年轻时非常漂亮。在认识我父亲之前,很多达官贵人的子弟追求她。但她选择对象的标准是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她根本看不上那些公子哥儿。

母亲毕业前一年,正巧父亲到复旦外文系教课。以前母亲就读过他的作品,从进步同学那里得知,他用“马耳”的笔名为莫斯科的《苏联文学》写文章,介绍中国的抗战文学和进步作家。母亲听了他两堂课,便和他认识了,觉得他们的思想和趣味很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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