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土改,他是我朝王羲之

原标题:《永乐大典》中的《宣城志》辑考(一)

原标题:明成祖:他是我朝王羲之!

原标题:战后中共的尝试和选择:“和平土改”还是“暴力土改”?(上)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微信版第014期

图片 1

全文共5639字 |
阅读需12分钟

《永乐大典》中的《宣城志》辑考(一)

童达清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命翰林院学士解缙编纂、太子少保姚广孝监修的一部大型类书,成书于永乐五年(1407),全书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共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该书保存了我国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各种典籍达八千余种,堪称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可惜历经劫难,至今已知尚存于世的仅八百余卷,因而弥足珍贵。《永乐大典》残卷中的《宣城志》就是这座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其中许多资料今本府县志或其他典籍中已经不存,对于研究宣城地区乃至中国历史文化都极具参考价值。

一、《永乐大典》所存《宣城志》性质之判定

《永乐大典》残存的八百余卷中,涉及《宣城志》的共二十二卷,有关《续宣城志》的一卷,共二十三卷。宣城,历史上大多作为县级地名存在,顾名思义,《宣城志》和《宣城续志》应是宣城县志。

但从《永乐大典》残卷看,《宣城志》和《续宣城志》涉及的地域远不止宣城一县,还包括原宣州、宁国府所辖县域的许多内容。历史上,宣城县作为附郭县一直未有志,“盖自有明以还,六邑志统载郡志中,厥后他邑踵事增华,各志其志,宣以附郭与郡为股肱,其志仍统于郡。”(李振裕康熙《宣城县志》序)直到顺治十年(1653),知县王同春才修成宣城县历史上的第一部县志,即顺治《宣城县志》。可见《永乐大典》中的《宣城志》和《续宣城志》均属“宣州州志”或“宁国府志”。

据史料记载,历史上第一部《宁国府志》成书于南宋嘉定九年(1216),宋王象之《舆地碑记目》卷一:“《宣城志》,郡守赵希远序,李兼编。”有元一代,未见宁国路有修志之记载。明洪武末年,宁国府乃又修有一部府志,修纂者不详,邑人、礼部尚书陈迪有序。明正统初年编成的《文渊阁书目》卷四《旧志》类载有“《宣城志》十二册,《宣城志》四册”,可见《永乐大典》和《文渊阁书目》所录之《宣城志》即嘉定《宁国府志》,共十二册,《续宣城志》即洪武《宁国府志》,共四册。只是当时并未称“宁国府志”,而是称作《宣城志》和《续宣城志》。

图片 2

二、《永乐大典》中的《宣城志》分类辑考

现存《永乐大典》中的《宣城志》所载内容含宣城、泾县、南陵、旌德等各县,本文仅就其中与宁国府治及宣城县有关的十八条,分类辑考如下。

(一)山川类

《永乐大典》卷二二六一:青土湖。在县北七十里,以湖土青色。故名。东西长一十里,南北袤八里,湖水西流九里与句溪合。旧经引范传正《宣州记》云:宣州自为五湖,今芜湖、丹阳湖隶太平州,固城湖隶建康府,惟此湖与北埼湖存焉。

青土湖即青草湖。此条今仍存嘉庆《宁国府志》卷十一《舆地志•水》,并明注引自嘉定《宣城志》。

《永乐大典》卷二二七○:北埼湖。北埼湖在县北四十里,以湖岸绕山,迤逦不断,故名。言北者,以别有南埼湖故也。南埼,属建平县,湖岸有古楚城,旧斥堠驿亭遗址存焉。唐《李白集》有《游北湖》诗云:“朝游北湖亭,一望瓦屋山。”或云湖亭指此地也。天圣中,叶道卿题此埼湖云:“泛舟南埼行,先从北湖去。水外净浮天,云中霭无树。青苍莼荇交,藻缛鸳凫聚。日暮采菱人,闻歌不相遇。”

埼,今多作“漪”。此条亦存嘉庆《宁国府志》卷十一《舆地志•水》而略简。北埼湖与南埼湖本为二湖,至迟在元朝已统称为南漪湖,如戴表元为宣城贡氏作《秀野堂记》即称:“其南漪湖盘涵宣傍数州,而宣占什七。”(《剡源集》卷二)

图片 3

(二)水利类

《永乐大典》卷二七五四:总一邑陂塘,几八百所。姑叙其凡者,今亦因其旧焉。清流乡,二百七十有九。射亭乡,一十有九。嘉禾乡,一十有六。四望乡,一十有九。留爱乡,二十有一。上昭亭乡,有七。下昭亭乡,三十有一。长安乡,四十有六。凤林乡,一百四十有三。昆明乡,二十有四。兴贤乡,二十有七。千秋乡,七十有八。仁义乡,一百五十有六。宣义乡,二十有四。

国朝丙午岁大旱,知县王文贞访求陂堰遗迹,兴筑而疏导之,皆西汇官河之水而入于陂,东流至于东南诸山。循折山,抵麻姑,北至白羊,西北至双桥。凡陂有坝,有坪,有广狭,分水以达诸乡之沟浍,灌溉几五十里,其为利博矣。陂之大者七,曰笪岳,曰长安,曰峄阳,曰大布,曰富立,曰新稔,曰大有。陂之小者一十有四,曰高,曰蔡,曰丁,曰郝[氵断],曰胡村,曰花蒲,曰新,曰庙潮,曰殿前,曰新田,曰枯缺,曰泉水,曰充干,陂凡二十有一焉。笪岳陂,坝五,堰一,坪三十有九,沟塘三十有二。长安陂,坝一,坪一,沟塘一十有八。峄阳陂,则跨历四都水,行二十里,其南为大布,东为富立。若新稔陂,则坝二,坪二十,湖塘四十有五。大有陂,坝四,坪十,沟塘一十有五。诸小陂沟塘则一十有二焉。

此条不存今本府、县志,是研究明初宣城农业水利设施的重要资料,它包含了许多值得研究的信息。

1、《永乐大典》谓本条出《宣城志》,但文中有“国朝丙午岁”字样,国朝当指明朝无疑,故本条实应出洪武年间修纂的洪武《续宣城志》,《永乐大典》所引出处有误。

2、史志载宣城县所属乡都,宋时有乡十五,明清时有乡十三,其如何裁并不得而知。而由本条可知,明初时宣城县尚有十四乡,通过与明清乡都名称比较,当是将上昭亭乡与下昭亭乡合并为昭亭乡。

3、宣城县知县王文贞,嘉庆府志作“王文质”,嘉庆《宣城县志》卷十一《官师》作“王文质”,然卷九《公署》引洪武《宣城志》又作“王文贞”。《洪武志》去王文贞不远,不应有讹,故今府、县志《职官表》人名均有误,当以作“王文贞”为是。

4、该条所引之宣城陂堰,除笪岳、长安、新稔仍有记载外,其余诸陂坝,今本府县志不仅名称阙如,更不详所在矣,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三)祥异类

《永乐大典》卷二二一八一:至元丙戌,旌德县民以瑞麦来献,其茎有五,其穗三十有二。时云中高可庸为宁国路总管,教授昌士气为文以记之。

此条当出洪武《续宣城志》。其所记旌德县献瑞麦事,嘉庆《宁国府志》卷一《祥异》已失载,嘉庆《旌德县志》卷十《祥异》虽仍录此事,然语焉不详,且误至元二十三年(1286,丙戌)为至正二十三年(1363)。又,昌士气任宁国路儒学教授,嘉庆府志《职官表》亦漏收,可据补。昌士气所作记,府、县志均未著录,而《永乐大典》卷二二一八一却据《旌德志》收有全文,兹迻录于下:

《瑞麦记》:

云中高侯来守宣城,政洽化行,吏信民爱。境内廓清无事。乃一以力穑劝耕为务。岁乙酉夏,出郊,登父老而告之曰:呕喻翔徉,若父兄之语子弟。民是用劝,其秋书大熟。越明年,循故实,说于桑田,枝分户裂,厘为十七条,仿佛《豳风》遗意。家传人诵,溢为颂声。曰:“良二千石,其又有以淑我民也。”何其辞愈祥,而意愈恻恻也!

乃次旌邑问劳。未几,野人以瑞麦来献。其干有五,其穗三十有二。邦之人士,咂咂称赞为盛德事。曰:“劝耕冠盖,无岁无之,未有能获嘉瑞如此麦之煌煌连荣并秀者,其殆地不爱宝,以是显邦侯牧养之政欤?”乃相与图其状鑱之石,谓士气宜记。

士气闻之,后稷配天立极,诗人独以贻牟颂之。春秋于无麦则书之,重民食也。合浦不孟尝,则珠不还;颍川不黄霸,则凤不集;吴兴不柳恽,则嘉禾不同颖;渔阳不张堪,则麦秀不两岐。天地间感应之理,各以类应,气协则嘉禾生,心和则天地之和应。盖有莫之为而为者。自侯之治宣也,以诗书为治本,以礼义揭教条,白发丹心,勤恤两都,循吏之政,庶几见之。卫多君子,同寅协恭,集思广益,开诚布公,吾见其和气洽于僚友矣;明伦析理,诵诗读书,泮水思乐,风雩咏归,吾见其和气袭于庠序矣;向化兴谊,力本务农,雨赐维时,年谷屡丰,吾见其和气孚于田里矣。以和召和,是宜瑞应之来,如引鉴对形,援桴鸣鼓之不可掩。见其图,思其人,观其墨,知其政,千载而下,固将与合浦之珠,颍川之凤,吴兴之嘉禾,渔阳之秀麦,发溟滓然,弟之矣,不其盛欤!上方选用循良,以治行第,一入为三公,厥有次公故事。调和鼎鼎,燮理阴阳,使泰和薰蒸,跻一世于太平既醉之盛,其瑞应又岂止于麦而已!醴泉出,甘露降,凤凰来于丹丘,朱草生于郊薮,皆侯所宜得,又当大书特书,不一书为侯记之。

公名可庸,字用之,自号敬斋,熟文物于故家,著功名于治郡。今受嘉议大夫、宁国路总管云。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望日,郡文学昌士气记。

图片 4

(四)官署类

《永乐大典》卷七二三九:观政堂,淳祐辛丑颜侯颐仲更造,改露香阁为观政堂,嘱南厅邹倅梦得为之记,具载本末。仍移露香额于虚舟荷(池)之上。

露香阁,原名凌虚阁,在府治东池上。绍兴二十八年(1158)十一月,朱翌知宣州,约明年改凌虚阁为露香阁,并作有《露香阁》诗刻于柱。淳祐元年(1241),宁国府知府颜颐仲又改露香阁为观政堂,通判邹梦得有记,文已佚。嘉定十二年(1219),宁国府知府洪汲又改名为翠寒楼。据嘉庆《宁国府志》卷十二《古迹》,《永乐大典》所引“虚舟荷”三字之下当脱一“池”字。

《永乐大典》卷一五一四○:潜火队,在府衙南。绍兴二十一年,王侯晌置为土瓦屋三间,收贮梯桶、钩搭、绳索、锯斧之属,以备不虞。兵百人,每旬各执其物以陈,例差提督指使一员。

潜火队,是古代专司救火的机构,当隶属于军队,相当于今天的消防队。潜火队最初出现时间不详,但至迟北宋时期东京汴梁已有了专门的潜火队,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防火”条:“每坊巷三百步许,有军巡铺屋一所,铺兵五人,夜间巡警及领公事。又于高处砖砌望火楼,楼上有人瞭望,下有官屋数间,屯驻军兵百余人,及有救火家事,谓如大小桶、洒子、麻搭、斧、锯、梯子、火权、大索、铁猫儿之类。每遇有遗火去处,即有马军奔报军厢主,马步军殿前三衙、开封府,各领军汲水扑灭,不劳百姓。”南宋初温革著《分门琐碎录》说:“所在官府有潜火队,多不解其义。究之当用此‘熸’字,吴楚谓火灭为‘熸’。《左传•昭公二十三年》:‘熸,将廉反。’”此时人们多不懂“潜火”之义,可见潜火队并未在所有的城市里普及,而宣城已经设立了专门的潜火队,且人数多达百人,可以想见宣城的城市规模和在南宋所处的重要地位。

其实宣城之有相同性质的机构或更早于此。道宣《续高僧传》卷十一《释法侃传》:“仁寿二年,文帝感瑞,广召名僧用增像化。……初,孟春下诏之日,宣州城内官仓之地,夜放光明,红赤洞发,举焰五丈,广一丈许。官人军防千有余人一时奔赴,谓是火起,及至仓所,乃是光相。古老传云,此仓本是永安旧寺也。至于明日,永安寺拟置塔处又放光明,如前无异,众并不委其然也。”此事发生在隋仁寿二年(602),永安寺(即后之景德寺)旧址夜放光明,“官人军防千有余人一时奔赴,谓是火起”,所谓“军防”者,即“防隅军”,也是古代专司救火的军队。若所臆测不诬,则早在隋朝初宣城就已有了专门的消防队,只是没有更多的史料加以佐证。

需要提及的是,文中言“绍兴二十一年王侯晌置为土瓦屋三间”,考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三,绍兴二十二年二月十一日“右中奉大夫、直秘阁王晌知宣州”,绍兴二十一年王晌尚未知宣州,则嘉定《宣城志》所记亦有误。

《永乐大典》卷一九七八一:撩造会子局。局以城北澄江亭废址及辟民居为之。先是,朝廷以西蜀扰攘,阙少会子纸料,亦既即都城置局撩造,数目不敷。嘉熙三年,省下严、衢、抚、吉、徽、建昌六郡分造,已而又增本府日造三万片。郡侯杜范、倅尹焕以本府素非产楮去处,申乞寝免,毋虑数十疏,至谓朝廷若以方命为罪,即择有干力者来任此责。阅明年,颜侯颐仲继之,复申前请,不许,只抽回专官,令本府自造,仍减作二万片。通岁计之,用楮二十八万八千片。州家不得已,以十一月开局,极其材力,不能如数。再乞免其半,又不许,谨更日减三千片而已。异时蜀道底平,责输如故。江南诸郡庶几免夫。

会子即交子,是世界上最早发行的纸币。它最初于北宋天圣元年(1023)印行于益州(今属四川),但流通范围有限,且不久即废止。南宋时期,由于战争频繁,军费开支巨大,政府常常是入不敷出。绍兴三十年(1160),临安府知府钱端礼建议由政府出面,在全国范围内发行交子,交子才真正作为纸币流通全国。宁国府撩造会子局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设立的。然而由于战争的蹂躏,宁国府的经济本已凋敝不堪,会子局的设立更是雪上加霜,严重增加了人民的负担。会子局设立于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十一月,其终止年代不详,嘉定《宣城志》的此条资料对于研究宣城经济史,乃至研究南宋货币史、经济史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又,本条所记乃嘉熙年间事,自在嘉定《宣城志》之后,元朝未见有府志之修,则该条当亦出洪武《续宣城志》,《永乐大典》所引不确。

制作:童达清

更多文章,请关注《宣城历史文化研究》微信公众号(xclswh999)。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

沈度《敬斋箴册》
楷书,纵23.8cm,横49.4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摘要

沈度,字民则,号自乐。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善写各体,其书婉丽飘逸,雍容矩度,
董其昌对二沈颇推崇,称“文(徵明)、祝(允明)二家,一时之标,然欲突过二沈,未能也。”明太宗尤重度书,李绍《皇朝世说新语》载:“太宗徵善书者试而官之,最喜云间二沈学士,尤重度书,每称曰:我朝王羲之。”
官至侍讲学士。与其弟粲名重一时,并称“二沈先生”、“大小学士”。

按照通常的说法,陕甘宁边区和平赎买土地的做法,是因为国民党军队1947年3月初大举进攻边区,并于15日占领了延安而被迫中断的。这种说法显然为中共实行和平土改的可能性留下了某种悬念。人们有理由猜想:如果国民党不打断中共中央的这种和平土改的尝试,一个月之后是否会发生异常激烈的暴力土改的风潮呢?

当时朝廷很多金版玉册、重要制诰都出自他的手笔,又因为当时八股科举,读书人纷纷效仿,成为流行一时的“台阁体”。
明清两代提倡馆阁体,束缚和扼杀过书法创作的自由精神。然而,这也是书法史上“尚法”精神的一次复兴。馆阁体崇尚法度谨严,功底扎实,丝丝入扣,清秀美观,简洁实用。

图片 5

图片 6

所谓“和平土改”,就是采用和平的而非暴力的办法,相对温和的而非激烈敌对的态度,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抗战结束后,中共中央一度似乎尝试过采取过这种办法和态度来解决土地问题,结果还不到一年时间就放弃了这种努力,改行了极为激烈的剥夺地主富农土地财产,将地主富农打入“另册”,甚至是暴力土改方针。这一做法虽然不久即得到纠正,但和平土改作为一种方针并未得到认可。随着建国后不久中共中央尖锐批评新区土改对地主过于温和,再度推动激烈的土改运动,“和平土改”从此成为阶级调和论的一种代名词而遭到根本否定。影响至今,凡提到中共土改者,必和阶级斗争的激烈手段相联系,很少会有学者真正相信,一向主张“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1]的中共中央,也曾经有过和平土改的认真设想与尝试。[2]

图片 7

在这个问题上,虽仍有少数传统的涉及中共党史的著作肯定中共有过类似做法,但其说明和解读却通常让人不明所以。如赵效民主编的《中国土地改革史》把当时这种情况的存在形容为各地“不拘一格的土地改革”办法之一种。[3]董志凯的《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认为温和土改方式不过是中共中央战后初期出于统战考虑“给农民增加一种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4]金冲及的《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注意到中共中央的相关指示,但只是原文照录,几乎没有解释中共中央如此设想和尝试的复杂原因。[5]相反,与罗平汉的《土地改革运动史》一样,二者都强调全面战争很快爆发后,客观上“要求必须在较短时间内果断有力地解决土地问题”,以动员农民参军参战的情况,因而认为这种相对温和的土地改革方法不可能实行。[6]

图片 8

那么,战后的中共中央,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究竟是否在土改问题有过和平土改的设想,以及为何会有如此设想,这一设想最后又是因为何种原因被彻底放弃了呢?本文即试图根据战后初期中共中央最初的土改政策变动情况,特别是涉及到和平土改方针变动的情况,略作考察。

图片 9

1

《楷书四箴页》 纸本 纵29cm 横14.5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五四指示”的产生及其背景

“四箴”是宋代理学大师程颐根据孔子《论语·颜渊第十二》中“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发展而成的道德戒律。朱熹《近思录》卷五《克治》载:“伊川先生曰颜渊问克己复礼之目。夫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应乎外,制于外所以养其中也。颜渊请事斯语,所以进于圣人。后之学圣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要说明战后中共中央和平土改的设想问题,必须要首先说明1946年关于土改问题的“五四指示”是如何产生的。

作品以乌丝界栏,楷法紧结遒丽,具唐人法度,又不过分甜润,是沈度“台阁体”书法的代表作。

今天,凡谈到1946年“五四指示”产生背景的,几乎无不强调:“那时,全面内战的爆发已迫在眉睫”,或“大战在即,迫切需要动员农民以极大的热情支持革命战争”。[7]但是,客观地考察1946年5月4日以前的国共关系情况和当时国内形势,是否真的已经到了“全面内战的爆发已迫在眉睫”或“大战在即”的关头了呢?

《石渠宝笈·初编》著录。
此帖曾经清代乾隆、嘉庆、宣统御府鉴藏。1922年,末代皇帝溥仪将其“赏溥杰”,遂被携出皇宫。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所编《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对此事有所记载。1965年由故宫博物院出资购回。

图片 10

释文:

众所周知,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停战令达成,政治协商会议召开,31日政协通过五项重大和平决议,并决定了整编国共双方军队的原则方案,从而在国内掀起了一股和平民主的舆论热潮。紧接着,中共中央于2月1日通过并向全党发出了准备迎接和平民主新阶段,“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的重要指示。[8]在此方针影响下,中共中央于2月21日发出指示,部署参加5月5日召开的国民大会代表推举工作。[9]25日,国共双方签订了《军队整编及统编基本方案》。3月6日和7日,毛泽东接连起草并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电,要求各地中央局在3个月内外以复员和整军的名义,完成第一期精简1/3兵额的任务,并抓紧部署第二期再精简1/3的工作。[10]随后,因国共双方围绕着东北接收问题发生冲突,和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有否认政协决议的种种言论,导致中共中央停止提交准备加入国民政府的领导人名单,并要求将国大召开延至双十节。5月1日,鉴于争夺东北半壁江山的四平战役进入白热化,毛泽东明确主张:一面“坚持奋战”,一面力争“求得有利我之和平”。[11]

言箴:人心之动,因言以宣,发禁躁妄,内斯静专,矧是枢机,兴戎出好,吉凶荣辱,惟其所召,伤易则诞,伤烦则支,己肆物忤,出悖来违,非法不道,钦哉训辞。

不难看出,尽管国共两党在“五四指示”形成前在东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摩擦冲突,甚至爆发了四平街之战,但关内民众和舆论的和平声浪依旧,多数地区中共的党员干部内心也普遍存在着和平心理。即使是毛泽东,也不时发出指示,强调和是大势所趋。他对坚持以战促和的作法持怀疑态度的多数党的高级干部,也还要顾虑到多数人的思想顾虑,只好通过十分委婉曲折的方式来做政治局常委几位领导人的思想工作。[12]注意到这样一种历史背景,应当不难想象,“五四指示”制定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中央,其实还并未做好“大战在即”的思想准备。

动箴:哲人知几,诚之于思,志士励行,守之于为,顺理则裕,从欲惟危,造次克念,战兢自持。习与性成,圣贤同归。

图片 11

视箴:心兮本虚,应物无迹,操之有要,视为之则。蔽交于前,其中则迁。制之于外,以安其内。克己复礼,久而诚矣。

那么,立足于推动土改的“五四指示”又是因何而发的呢?其实,关于这一点,“五四指示”本身就写得十分明白。指示开宗明义就说明了中共中央决定要将抗战期间的减租减息运动引向土地改革运动的原因所在。这就是:“根据各地区最近来延安的同志报告,在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各解放区”,广大农民已经通过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在群众运动深入的地方,基本上解决了或正在解决土地问题。“在此种情况下,我党不能没有坚定的方针,不能不坚决拥护广大群众这种直接实行土地改革的行动,并加以有计划的领导”。“不要害怕农民获得大量土地和地主丧失土地,不要害怕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剥削”,“要坚决拥护农民一切正当的主张和正义的行动,批准农民获得和正在获得土地。”因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
[13]

听箴:人有秉彝,本子天性,知诱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觉,知止有定,闲邪存诚,非礼勿听。

显然,我们在“五四指示”当中,丝毫看不到因“大战在即”因而要加速土改,动员农民以应需要的内容。不仅看不到,而且会注意到“五四指示”内容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颇为矛盾的现象。即它一方面强调要“坚决拥护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的“一切正当的主张和正义的行动”,不要怕这怕那;一方面却又再三强调在宣传上暂时不要公开土改意图,仍应维持减租减息的说法,在行动上除对少数充当大汉奸的地主以外,一般也不得采取没收土地的做法,要着重于通过“佃权交换”、“清偿负欠”等有偿形式,迫使地主“自愿出卖土地”。指示明确规定:“对待中小地主的态度应与对待大地主、豪绅、恶霸的态度有所区别,应多采取调解仲裁方式解决他们与农民的纠纷”;对抗属、烈属、干属及开明士绅等,还要“给他们多留下一些土地,及替他们保留面子”。[14]以至于这一指示从一开始就被下级干部形象地概括为“一条批准九条照顾的土地政策”,使原本在一些地方已经相当激烈的夺取土地的运动,反而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制约。[15]

图片 12

对此,一年之后刘少奇曾经有过一种解释。他说:“从‘五四指示’当时的情况和环境条件来看,要求中央制定一个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全国要和平,你要平分土地,蒋介石打起来,老百姓就会说,打内战就是因为你共产党要彻底平分土地。当时广大群众还没有觉悟到和平不可能,还不了解与蒋介石、美国和不了。……为了既不脱离全国广大群众,又能满足解放区群众要求,二者都照顾,使和平与土地改革结合起来,结果就产生了‘五四指示’。”[16]刘少奇这里所谓“当时广大群众还没有觉悟到和平不可能……”等等,其实也是“事后诸葛亮”了。但他所谓当时为了满足解放区群众要求,又不脱离全国广大群众,因而将和平与土改二者兼顾,却恰恰就是形成“五四指示”的重要背景所在。

《隶书七律诗》 纸本 纵23.2cm 横34.2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2

沈度擅长隶书,但传世作品稀少。此帖结体方整,用笔少波磔与回转,体势笔法更接近楷书,具有唐隶的特征,但略显厚重呆板。

中共中央推动土改的关心所在

释文:

注意到“五四指示”内容的矛盾性,自然也就不能不考察中共中央非如此不可的原因所在。

相关文章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
*
Webs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