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交锋【必发88手机版官网】,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早期交往

1950年毛泽东访问苏联,中苏两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互相支持,反对美国推行侵略政策,在世界上发挥了重要作用。50年代中后期开始,两国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嬗变,由结盟到对抗,其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交锋可谓尖锐复杂,惊心动魄,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

世人常以为毛泽东和蒋介石在1945年重庆谈判时才第一次见面,本文却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历史场面……

杨开慧(1901-1930),乳名霞,字云锦,湖南长沙县清泰都人,毛泽东恩师杨昌济之女。

赫鲁晓夫访华~~~~~~

一 毛泽东挥泪别妻赴粤

毛泽东的夫人,1901年9月26日生于长沙东乡板仓。1913年到长沙读书,1918年随父杨昌济到北京1920年回湘读书,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同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湘区委员会当任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1923年至1927年,随毛泽东在上海、韶山、广州、武汉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回到家乡板仓,坚持地下工作1930年10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遭受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同年11月,英勇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时年29岁。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同年9月赫鲁晓夫被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1923年岁末的广州。

杨父昌济,曾留学日本和英国,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先后在湖南高等师范、第一师范和北京大学任教。杨母向振熙,是一们忠厚善良、勤劳俭朴、同情革命、支持革命活动的妇女。

1954年9月赫鲁晓夫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参加我国国庆5周年庆祝活动。

一位身材颀长、穿一身灰布长袍、足蹬一双黑布鞋的湖南青年,出现在街头。头发长而密,眉毛却稀疏,一双眼睛大而明亮,下巴左侧长着一颗醒目的痣。他手提行囊,腋下挟着一把油纸伞,那模样颇似在“文革”中印行了9亿张之多的刘春华笔下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

1913年至1918年,杨昌济在第一师范任教时,怀着改造中国与世界宏伟理想的毛泽东正好来到一师求学。毛泽东的伟大抱负、雄伟气魄和精湛学识,深得杨昌济的赞赏。当时,毛泽东、蔡和森、陈昌等一些进步同学常到“板仓杨寓”学习和讨论各种问题。1915年4月5日杨昌济在《达化斋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此时的赫鲁晓夫地位并不稳固,为寻求中国的支持,答应苏联军队于1955年底以前撤出中苏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并将该基地交还给中国;将中苏合办的新疆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新疆石油公司、大连轮船公司和民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于1955年1月1日起完全移交中国,中国数年内用出口货物偿还;苏联给中国5.2亿卢布长期贷款,帮助中国新建15项工程,扩建141项工程;还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政府关于中苏关系和国防形势各项问题的联合宣言》及《关于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宣言》。

子曰:“三十而立”。毛泽东刚刚过了他30华诞。

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你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10月3日,中苏领导人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最高级会谈,中方出席会谈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苏方有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等。师哲与费德林担任翻译。

他从长沙来。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住着他的妻子杨开慧、长子岸英以及出生不久的次子岸青。已成为职业革命家的他,风里来,雨里去,走南闯北,这一回难得在家中住了两个月,对任劳任怨、独力挑起家庭重担的爱妻,算是莫大的精神慰藉。

毛泽东的宏论卓识深深打动了年少的开慧的心,她也经常参加他们的学习和讨论,还把自己写的学习笔记和日记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一师毕业后奔波于长沙、北京等地,为使学生在北京生活有个落脚的地方,1918年夏已出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杨昌济向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推荐,让毛泽东到图书馆任管理员,月薪8元。这时他与开慧接触更多,并且建立了恋爱关系。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也是在这里,我还见到而且爱上了杨开慧。”

赫鲁晓夫问毛泽东:

无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依大陆习惯,称国民党“一大”,而台湾则习惯于称国民党“一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即,作为湖南代表,他不能不前往那里。

从此开始到1921年春节前夕他们结婚,已有数年书信往返,寄托相思。杨开慧在她的无题自传散文中,对这段恋爱生活作了生动的描绘。

“你们对我方还有什么要求吗?”

毛泽东颇重感情,离别妻子之际,挥笔写下一首情深意长的《贺新郎》,托出一颗赤诚之心:

“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不过我没有希望过会同他结婚。……一直到他有许多的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敢想相信我有这样的幸运。……自从我完全了解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象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去死!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一个命运!……”

毛泽东说:“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他们结婚前夕,毛泽东曾有情浓词美的《虞美人》写与开慧,状孤身异地,辗转反侧,长夜不眠的刻骨相思:

赫鲁晓夫一听愣住了,怎么也没有想到毛泽东竟会出这么个难题。他急忙以无礼的口气拒绝道:“搞那个东西太费钱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个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它。须知搞那东西既费钱费力,又不能吃,不能用,生产出来还得储藏起来,不久又过时了,还得重造,太浪费了!”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开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毛泽东一听很不高兴,将香烟掐灭:“也好,让我们考虑考虑再说。”

毛泽东的才、情,跃然纸上,毛泽东不愧为诗中高手,后来博得诗人美誉并不过分。这首《贺新郎》情意绵绵,已显出他的诗词功底非同凡响。

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病逝于北京。随后,杨开慧同全家一道,又回到长沙。先后在长沙福湘女中和岳去中学读书。在学校里,她热情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发动和组织同学们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斗争。她在《湖南通俗日报》和福湘的校刊上,发表了《向不平等的根源进攻》、《呈某世伯的一封信》,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

赫鲁晓夫不识相,继续以教训人的口气说:“目前你们还是集中力量搞和平建设,发展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事业,改善人民生活为好。”

毛泽东经衡阳,过韶关,一路风光,一路艰辛,终于到达广州。
根据中共“三大”的决议,毛泽东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成了一位“跨党分子”,亦即既是中共党员,又是国民党员。

1920年7月,毛泽东回湖南后,以主要精力从事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杨开慧不顾家里的困难,动员母亲把父亲去世时同事送的祭奠费,捐献一部分给毛泽东用作革命活动经费。

毛泽东软中带硬地回敬说:“我们之间在对外方面,要多进行协商,协调步调,一致对外;
在对内方面,则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岂不很好吗?”

此番,毛泽东是作为国民党代表,由湘入粤,出席国民党“一大”……

1921年开慧与毛泽东结婚后,跟随毛泽东在长沙、广州、上海、武汉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25年2月,她带着两岁多的岸英,一岁多的岸青陪同毛泽东回韶山。一面尽力照料毛泽东父子们的生活,为他接待客人,整理文稿;一面抽空深入贫苦农家,发动农民群众,创办农民夜校,宣传革命道理,传授文化知识。如毛氏宗祠当年就曾辟为农民夜校,开慧就在这里当过教师。

赫鲁晓夫听了毛泽东的话,竟未作表态。毛泽东见此情景,知道会谈不会取得一致看法,于是便让服务员端上湖南腊肉、松烟熏制的火腿、烤面包和茶点,请客人品尝。

二 孙中山电催蒋介石赴粤

开慧和毛泽东结婚后,1922年10月长子毛岸英出生,1923年11月、1927年2月又先后生下次子毛岸青、小儿岸龙。

赫鲁晓夫随手拿起松烟熏制的火腿,大口吃起来,边吃边说:“味道真好,好东西,大家快吃!”

就在毛泽东前往广州之际,一封又一封电报从广州发往浙江奉化的一个小镇——溪口,催促正在故乡为母亲王采玉做60冥寿的蒋介石,早早动身前来广州。

1923年冬,毛泽东奉中央通知由长沙赴上海转广州,准备参加国民党一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在他离开长沙时作《贺新郎》给开慧,充满儿女情长和离愁别意,既是对杨开慧坦荡胸怀的由衷赞美,也寄寓了毛泽东不可遏制的殷殷爱意。毛泽东那伟大刚强的个性里也不由涌现现缠绵脆弱的情愫,但他的理想和抱负让他全身的血液沸腾,在爱情与事业之间,他选择了最完美的方式,双双比翼齐飞,同翱翔于浩如烟海浩天宇之间……

布尔加宁、米高扬都自取品尝,不一会儿就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

溪口,山明水秀的所在。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已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目,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象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毛泽东见赫鲁晓夫如此不讲外交礼仪,便提醒他:“赫鲁晓夫同志,你做事要谨慎,说话要注意分寸,要有内外、亲疏、远近之分,不要让敌人抓住话柄,钻空子。”

蒋介石幼时,跟小伙伴们玩打仗游戏,便喜欢自封大将军,登台指挥,颇有点“草头将军”的派头。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开慧带着3个孩子与保姆陈玉英回板仓,做党的地方工作。由于政治环境险恶,关山远隔,夫妻俩从此就断了联系。1930年11月,开慧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于长沙浏阳六外的识字岭,年仅29岁。

赫鲁晓夫不以为然,竟哈哈大笑道:“咱们也有嘴巴,也会反咬他几口的!”

蒋介石得以出人头地,成为真正的“大将军”,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有着3次关键性的机遇,而且这3次机遇是连环机遇,即前一次为后一次留下了伏线:

1930年冬,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得到杨开慧壮烈牺牲的噩耗后,立即写信给烈士亲属,对烈士表示沉痛的哀悼。信中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来寄钱为烈士修墓。今长沙板仓杨开慧烈士陵园有用毛泽东寄的钱修立的墓碑,上书:“毛母杨开慧墓
男岸英 岸青 岸龙刊 民国十九年冬立。”

在10月3日的会谈结束时,毛泽东问赫鲁晓夫:“你们是否准备到我国的某些地方,特别是南方去看看?”

第1次是1906年,19岁的他正在奉化龙津中学学习,得以东渡日本,学习军事。在日本,他结识了正在警监学校学习的陈其美,并由陈其美介绍,于1908年加人同盟会。他与陈其美、黄郛3人结为异姓兄弟。陈其美归国后,出任沪军都督、上海讨袁军总司令,蒋介石在他手下出任第5团团长。

1921年冬,党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租了一所房子,作为湘区委的秘密机关。杨开慧担任湘区和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同毛泽东一起战斗和生活。

赫鲁晓夫兴致勃勃地答道:

第2次是在1922年,借助于陈其美的关系,蒋介石投奔孙中山——1914年,中华革命党成立,孙中山任总理,陈其美为总务部长。两年后,陈其美在沪被刺身死,蒋介石投奔孙中山。1918年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虽说蒋介石曾一度因没有实权而向孙中山辞职,回到上海醉心于做证券交易,但1921年底他还是应孙中山之召赴桂林,参与筹备北伐。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突然反叛,率部炮轰广州孙中山总统府,孙中山函电蒋介石:“事紧急,盼速来”。蒋介石赶赴广州,登上孙中山座舰永丰舰,协助孙中山反击陈炯明。蒋介石侍立孙中山左右,与他共患难,同生死,并于8月10日护送孙中山离粤返沪。蒋介石又及时利用这一机遇,写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请孙中山作序。于是,蒋介石声誉鹊起,被孙中山任命为大本营参谋长。

当时反动军阀极力查禁进步书刊,一些马列主义的书刊,已经不能在文化书社公开出售,毛泽东于1922年创办了湖南青年图书馆,杨开慧担任图书馆的负责人,向工人、进步知识青年提供有关马列主义的书刊,广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定要走走、看看,你们这里的一切对我们都是生疏的,新鲜的。”

第3次便是此时此刻,孙中山给正在溪口的他发来了电报,命他速赴广州,筹建黄埔军校。这第3次机遇,正是永丰舰上那难忘的日日夜夜,使孙中山产生了对蒋介石的信任感。

这段时间,毛泽东集中力量开展工人运动,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湖南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为了使毛泽东有充沛的精力考虑和处理革命大事,杨开慧主动承担了大量的机关日常事务工作,挑起家庭重担,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心体贴毛泽东。当时,毛泽覃、毛泽建、何宝珍、张琼等一些小青年也住在清水塘,他们感到,整个长沙城是一片黑暗和冷酷的世界,而在这城郊的清水塘,他们生活在毛泽东和杨开慧的身边,却感到无比的亲切和温暖。

“那你们就到各地去走走、看看,随你们的便,愿意到哪里去都可以,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我们也不准备作什么特殊安排,我是喜欢你们自由自在地、随心所欲地活动,无须别人牵着鼻子走!”毛泽东话中有话。

蒋介石怎么会离开风起云涌的广州,跑到风平浪静的家乡溪口小镇呢?

1925年2月,杨开慧随同毛泽东回到韶山,这是开慧第一次来到毛泽东的诞生地,这里的山山水水,茅屋草房,以及花草树木,她都感到特别亲切,她更关心和热爱这里的贫苦农民。按照当地风俗,她和毛泽东一起以“走人家”的形式,深入贫苦农民家里调查、谈心,了解他们的疾苦,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鼓励他们起来和地主豪绅进行斗争。

赫鲁晓夫在上海畅游了黄浦江后,自己坐专机来到广州,省委书记陶铸前去迎接,但语言不通彼此只好比划或沉默相顾。

那是孙中山虽委以大本营参谋长重任,蒋介石仍以为没有实权。他曾一度“久困目疾,不能阅书,不能治事,愤欲自杀。”

开慧积极协助毛泽东创办农民夜校,在很短的时间里,韶山地区办起了二十来所农民夜校。她理着短发,穿着青衣短袄,领口露出一线洁净的白边;下穿灰色长裤,一双天足穿着白袜套布鞋,用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向农民宣传革命思想,传授文化科学知识。

忽听飞机轰鸣,赫鲁晓夫看到陪同师哲走下飞机,像是盼到了救星,便大声喊:“快来救救我们!”

孙中山在广州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与苏联的关系日臻密切。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议孙中山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正在香港的蒋介石获知这一信息,对于访苏倒是有着莫大的兴趣。他于1923年7月13日给大元帅府秘书长杨庶堪去函,表示:

她用“农民苦,农民苦,打了粮食交地主。年年忙,月月忙,田里场里仓里光”的歌谣,向农民指出农民长年累月的过着痛苦生活,决不是穷人的生辰八字不好,而是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结果。她从“洋油”、“洋火”讲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侵略、压榨。她态度和蔼,端庄大方地对乡亲们说:“我们这个学校,不要大家念《三字经》、《千字文》,而是让大家学点用得着的东西,学点写字、算数的本领。还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农民总是忍饥挨饿的原因,让大家知道现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它将来又会是什么样子……”

赫鲁晓夫从外地回到北京,向毛泽东提出邀请中国参加经互会。

“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

接着,她在黑板上写下两个大字:“手”、“脚”。她说:每个人都有两只手两只脚。我们的手是做事的,脚是走路的,也用脚劳动。如用脚车水、舂米,有时走路肩上还压着重担。可有的人手不劳动,脚不走路,出门三步也要别人前扶后送,用轿子抬着走。同样是手和脚步,为什么不一样?”

“毛泽东同志,我们希望中国加入经互会,这样既可以加强社会阵营的经济合作,又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

“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

开慧讲的这些通俗生动的内容,深深地吸引着乡亲们。此次回韶山,她还当过这年成立的中共韶山支部的4个支委毛新枚、庞叔侃、钟志申、李耿侯的入党介绍人。宣誓仪式就是在上屋场毛泽东卧室的小阁楼上秘密举行的。韶山地区建立了二十多个秘密农会以及公开的群众性革命组织—-雪耻会。

毛泽东不容置疑地答道:

既然蒋介石如此热望访苏,孙中山也就满足了他的愿望。

1925年秋,毛泽东去广州,开慧于同年冬离开韶山前往广州协助毛泽东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文稿,担任联络工作。家里没有请保姆,因此,开慧除了积极开展革命工作,还得照顾家务,抚养两个孩子,生活非常艰苦。

“这对中国的发展建设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相反,可能麻烦很多,纠缠不清,还会妨碍建设的进展。”

在苏联,蒋介石处处跟共产党人们以“达伐里希”相称呼。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7月攻克长沙,10月占领武汉。为了发展全国农民运动,配合北伐,10月毛泽东离开广州到武汉,12月17日,应邀由汉口返回长沙,参加和领导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杨开慧先回长沙,住在望麓园,协助毛泽东为全省农民运动作工作。

赫鲁晓夫还想进一步解释,毛泽东不愿听下去了,“中国没有必要参加!中国人多,地大物博,什么都能发展。”

12月15日上午9时,蒋介石乘船返抵上海,匆匆会晤国民党在沪的要人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陈果夫、张人杰,却于当天下午3时又上了另一艘驶往宁的轮船。翌日晨,船抵宁波,蒋介石当即雇轿,急急回溪口老家。下午3时半,他一到溪口,又马不停蹄上白岩山了……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深入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县,进行三十二天农民运动考察工作。开慧对大量的调查资料,进行了认真的选择和整理。

赫鲁晓夫没词了,但他并不死心,以后他又向毛泽东提出,我们在东欧搞了经互会,你们在亚洲搞个类似的东西也好嘛。毛泽东的态度很坚决,不上他的当。

蒋介石如此心急火燎,为的是这一天——12月16日,乃是他母亲王采玉60冥寿。

2月,毛泽东和开慧先后到武昌,住在都府堤41号。在这里毛泽东写下了《湖南民运动考察报告》。同年3月,在《战士》周报上公开发表。当时,生活条件很艰苦,开慧由于工作忙,加上怀孕,身体不太好。但她仍然拒绝同志们要她单独开伙的建议,不搞特殊,和大家一起吃饭。她生下孩子后只二十来天,就又投入紧张的工作,协助毛泽东处理日常事务,经常工作到深夜。1927年4月27日至5月6日,中共五大在武昌召开。由于与陈独秀的意见相左,毛又一次”赋闲”。毛泽东和杨开慧默默登上武昌黄鹤楼,写《菩萨蛮.黄鹤楼》

毛泽东说:“国际帝国主义的气焰被煞下去不少,现在我们有个和平建设时期,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它。首先是大力发展生产,进行经济建设。”

王采玉是在1921年春病重的。蒋介石亲自侍候母亲,为她煎药、喂药、以报答寄寡母抚养之恩。那时,孙中山要率师出征广西,发急电要他赶赴广州,蒋介石得不于5月10日离家赴穗,5月20日抵达广州,只逗留了5天,挂念母病,又返溪口。这时,王采玉已病危,于6月14日清晨7时去世,终年57岁。

茫茫九派流中国, 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去。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赫鲁晓夫起而反驳道:“不!毛泽东同志,帝国主义是不会死心的,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搞颠覆活动。”

蒋介石葬母于白岩山鱼鳞岙。他颇信风水。据云那墓地是风水先生反复踏勘择定的:山形如同一尊弥勒佛,而墓地选在肚脐眼上!

1957年,毛泽东写了一首诗–《蝶恋花.答李淑一》,热情赞颂杨开慧等烈士的革命精神。
他把曾同他患难与共的妻子比作“骄杨”。

毛泽东听了这话,十指交叉,活动着手腕,若有所思地说:“不,赫鲁晓夫同志,有时候我比你高,有时候你比我高。现在我听你说。”

蒋介石请孙中山书“蒋母之墓”4字,请胡汉民作墓志,请汪精卫作铭,隆重安葬母亲。

1962年,当友人章士钊请教作者“骄杨”一词寓意时,毛泽东无限崇敬的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稍后,当二儿岸青、二儿媳邵华请求父亲把《蝶恋花.答李淑一》手书给他们时,毛泽东当即铺氏握笔,沉思有顷后,挥笔题写:“我失杨花君失柳……”岸青邵华还当是父亲笔误,询问道:“爸爸,不是‘骄杨’吗?”毛泽东满怀爱慕和怀念之情道:“称‘杨花’也很贴切。”

翻译几乎急出汗来,才把这话委婉而不失幽默地译出。事后,赫鲁晓夫曾说:“毛泽东简直是位隐藏自己思想和观点的大师,他有时话讲得过于简单,而有时又讲得十分复杂,使人费解。”

12月30日,孙中山发来电报:“回粤报告携代表团赴俄考察的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

1962年11月,当烈士母亲92岁的向振熙老人病逝时,毛泽东立即致信烈士兄长杨开智:

赫鲁晓夫求救~~~~~~

蒋介石见了电报,仍在慈庵居住,为母焚香、植树。

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望你及你的夫人节哀。寄上500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

1956年2月25日,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赫鲁晓夫在会上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赫鲁晓夫把以前口口声声称为“父亲”、“慈父”的斯大林指责为“暴君”、“刽子手”、“独裁者”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者”,使整个世界震惊,给国际共运带来了严重的思想混乱。

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张人杰又接二连三给蒋介石发来电报,催促他速速启程。蒋介石依然笃悠悠带着次子蒋纬国在鱼鳞岙散步。
蒋介石如此怠慢孙中山,内中的原因在于中国国民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在广州召开。按照规定,每省的代表名额6人,其中3人由总理孙中山指定,另3人由该省党员选举。浙江出席的代表6人,由孙中山指定的是沈定一、戴传贤和杭辛斋,党员们另选3人为戴任、胡公冕和宣中华,

权延赤据李银桥的回忆写成的《掌上千秋》有如下描述:

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有55个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中共代表团团长是朱德。

居然没有蒋中正!倘若说是因为蒋介石到苏联去了,被“疏忽”了,但作为访苏团员的沈定一却被孙中山指定为代表!何况,沈定一还是中共党员呢!毛泽东是作为湖南代表前往广州的。毛泽东不是孙中山指定的,但是由湖南的国民党员们推选的。

他再不曾闭眼。拾起又放下的是《楚辞》,拾起又放不下的是美好的记忆。杨开慧温柔娴静的面容,她那纯洁善良的微笑,她深邃的总是含着期待之色的眼睛,如此清晰地活跃在面前,当抚着她那娇小柔嫩的身体时,简直无法将这个身体同那名坚强的妇女运动的领袖、大革命时期最活路的女共产党员联系在一起。而事实上,她们又确实是同一个人。她就是这样集中了女性温柔和革命者坚强意志的两种品格的杨开慧。在那严酷的斗争中,在冷冰冰的世界里,她给予毛泽东脱去甲胄,获得宁静温馨放松身心的机会。她为他生育了三个孩子,却不曾拖累他一丝一毫。她好象生来就是为了奉献,不曾提过哪怕是一件小小的要求。没有,毛泽东无论如何想不起她生前提过什么要求,就是怀孕反应最厉害的时候,呕吐得满眼是泪,一旦和毛泽东目光相遇,她便会露出一种羞怯甜美的笑。不曾叫苦,甚至不曾说一句想吃什么的话。在家庭中她是贤妻良母,在革命活动中她是忠诚勇敢的战士。直到1930年牺牲,她不曾有一点动摇,一点委屈,就那么安静、坦然地走上了刑场……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马上在国内引发了一阵骚乱。格鲁吉亚人在首都第比利斯为了抗议批判斯大林上街游行,后来还发生了军警与群众队伍发生冲突事件。

蒋介石本想在家乡过了春节再去广州——甲子年正月初一,为1924年2月5日,但电报频频催来,碍于孙中山的面子,蒋介石不能不从溪口动身了……

一大颗泪珠在毛泽东眼角颤动闪耀,粘粘的,沉甸甸。他眨了一下眼,那晶亮的泪珠便一滚而下,噗地溅落在枕巾上。于是,更多的泪水小河一般随在其后流淌而下。他为一种负疚之心所折磨,他对自己的过去和家庭怀有负疚之心。特别是当他得知杨开慧一直活到1930年才被何健所杀害的确切消息后,那天他没吃晚饭,并且失眠了。他甚至朝第二个妻子贺珍发了一通无名之火。因为他为各种流言所惑,不明实情,在两年前已经与贺子珍结婚。而杨开慧却在两年后才牺牲。她的牺牲很大一个原因是由于她是毛泽东的夫人!

同年10月,先后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西欧各国发生了大批共产党员退党事件。

此时都已显露锋芒、又都尚未位居显要,中国政坛的两颗未来的巨星—一毛泽东和蒋介石,终于头一回汇合了!

地下党支部同志寻找到杨开慧烈士为生养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时,身边工作人员曾悄悄议论毛泽东的家庭为革命作出的牺牲。毛泽东听到了,曾伤感地对卫士说:你们可以这样说,我不能这样说。对我来说,爱人和孩子为我作出了很大牺牲。我是对他们负疚的……

赫鲁晓夫内外交困,地位岌岌可危,非常需要在兄弟党内有影响的中共伸出手拉他一把。他给中共中央发了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请中共火速派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磋商,特别指名提出邀请周恩来前往。遗憾的是,当时周恩来已安排好到其它国家访问,不能马上赴莫斯科。

三 毛泽东春风得意 进入国民党高层


中共即组织了以刘少奇为团长,邓小平、王稼祥等人参加的代表团赴莫斯科。赫鲁晓夫一人驱车到机场迎接。刘少奇等人下飞机后,赫鲁晓夫便急步向前,把刘少奇拉到自己的车里,滔滔不绝地向刘少奇介绍匈牙利事件发生的前前后后———

广州,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洋溢着节日的气氛。校园里那座跟高高的塔楼连在一起的大礼堂,被选作中国国民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这所学校后来与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广东政法专门学校合并,以孙中山的名字命名,1926年起称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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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过任评说

“布达佩斯已是一片混乱,匈牙利已成为无政府状态,阶级敌人十分猖狂,共产党和干部被绞死;西方反动势力拥到奥匈边界,窥测动向,蠢蠢欲动……”

就在蒋介石到达广州后的第4天—一1924年1月20日,国中党“一全”大会在这里隆重开幕。

赫鲁晓夫情绪激动地讲了一大通。刘少奇表情严肃,只是静静地听,一言不发,始终没有表态。赫鲁晓夫摸不着底,惴惴不安。

孙中山选择1月20日这天开幕,因为“二十”即“双十”——武昌起义在1911年10月10日,亦是“双十”。正因为这样,那天上午9时,当孙中山穿着有7颗钮扣、4个口袋的“中山装”登上主席台,发表演说,便如此说道:

刘少奇等人到了寓所,没等洗漱,赫鲁晓夫便把刘少奇拉到桌旁,继续说:“啊呀,真是可怕,太危险了!好在我们驻匈的全部苏军家属和部分苏军已经撤出布达佩斯,撤向边境了。”

“革命党推翻满清,第一次成功是在武昌。那天的日期是双十,今天是民国13年1月双十日,所以这个会期同武昌起义的日期,都是民国很大的纪念。……”

这时刘少奇开口了,坦率地指出:“波匈事件同苏联的大国主义有密切的关系,你们对兄弟党指手划脚,横加干涉,使人家感到主权受到损害。在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之间,必须承认独立和平原则。”

开幕式那天,165位代表和6位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出席大会。代表们对号入座,第39号席上,坐着湖南代表毛泽东,他显得兴高采烈。

邓小平接着说:“不能撤退,撤走了,帝国主义就进来了。要站稳脚跟,坚守岗位,苏军这么大的力量,还对付不了那么几个反动派?要全力扶持共产党内坚定可靠的党员,协助他们掌握住政权,把党员、革命力量、积极分子团结在自己周围,形成坚强的堡垒,要掌握军队和警察的力量,让他们守住阵地,保护政权,维持秩序,坚决保卫党和政府机关不受破坏!在这方面苏联军队应起模范作用,这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

蒋介石也坐在会场里。他不是代表,只是列席会议。他显得沮丧。

赫鲁晓夫听了这话,摸着了中共的态度,面部的愁云一下散去,顿时笑逐颜开。

这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人生轨道头一回交叉,同聚于一个屋顶之下。虽说在此之前,他们都已知道对方,却未曾谋面。不过,这一回,毛泽东和蒋介石只是彼此见到对方而已,并无交往。国共两党的大旗,由孙中山、李大钊高擎着。

“好!好!我得赶快走了。”当时苏共正在召开政治局会议,他要赶快前去,把这一消息向他们传达。

孙中山在开幕式上,刚刚发表了长篇演讲,就按议事日程,讨论组织主席团。

刘少奇说:“赫鲁晓夫同志,不要着急,我还有话要说。”

140号廖仲恺站了起来:“提议主席团人数5人,由总理指派。”

赫鲁晓夫这才留下。

这一建议得到众多代表的附议,孙中山便宣布:“现由本席指定胡君汉民、汪君精卫、林君森、谢君持、李君守常为主席团主席。”

刘少奇说:“我们的态度很明朗。但我们对你们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在处理兄弟党的关系方面,还是有意见的!我打算在你们的政治局会议上讲话。”

大会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于是,中共领袖“李君守常”——李大钊,坐上了大会主席台。

“当然可以。”赫鲁晓夫满口答应。

翌日上午的大会,提到了“毛君泽东”的大名。那天会议是由国民党元老林森主持的。林森以浓重的福建口音宣布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会19位委员名单,内中提及“毛君泽东”。大会通过之后,毛泽东便成了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

1956年10月30日,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犯了大国主义的错误,今后将采取措施予以克服。

“毛君泽东”是一位活跃的人物。早在大会开幕的那天下午,“39号毛泽东”便就大会第7项议程“组织国民党政府之必要”作了发言。当时的会议记录上,记录了他的话:

就在中共代表团抵达苏联的第三天,苏共采取坚决措施,平息了匈牙利的暴乱,使局势恢复稳定。

“此案为‘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并未说明怎样组织政府暨何时组织政府,请主席以此标题付表决。”

为了进一步做苏联的工作,毛泽东1956年11月30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谈到中苏关系和社会主义国家时,引用了清朝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处理张家地界的故事。

此后,这位“39号毛泽东”又多次在大会上发言,显示了他的外向型性格。

原来,张英家人在其老家修建府第时,因地界不清与方姓邻居发生争执,打官司告到衙门。因为双方都是名门望族,县令不敢贸然判案,张家人把争执情况写信告诉张英。这位文华殿大学士以诗代信告诉家人要谦让。两句诗是:

蒋介石则只是坐在一侧,静静地听着。他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个一口湖南话的青年,后来竞成了他一生的政治对手。

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大会的高潮是在1月30日上午,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共40人,其中有10名是中共党员,毛泽东名列于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之中。而蒋介石三字不见踪影。

毛泽东针对苏联犯了大国沙文主义错误,危害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巧妙地借张英此诗奉劝赫鲁晓夫要平等待人,用意极深。

10名中共党员成了国民党中央执委及候补中央执委,既表明了国民党“一全“大会确是国共合作的大会,亦表明了中共的政治活力。

1956年12月31日,克里姆林宫按照惯例举行新年宴会,赫鲁晓夫在宴会上发表祝酒辞,在对斯大林的评价上调子明显发生变化,他说:

国民党较之中共,历史久而人数多,在召开“一全”大会时,国民党员已达8218人,但是,国民党大而松懈,连孙中山也不得不说:“本党虽有主义,亦曾为革命而奋斗,但民国以来,内有军阀,外有列强,交相侵凌,岁无宁日,其故实由于本党组织之缺乏,训练之不周………党的内部,渐形涣散。”

“斯大林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他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同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在对待敌人方面,我们同斯大林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是斯大林主义者!”

中共成立不过两年多,党员不过500人,却显得小而精悍,组织纪律远胜于国民党。即便是出席国民党“一全”大会,亦规定“出席此大会的同志们在每次会议之前,须秘密集会”,以便“主张一致”。

在谈到匈牙利事件时,他说:“现在有些人想逼我们后撤,不,我们决不后撤!社会主义
阵营的边界只能向前推进,决不后撤!西方敌对势力的阴谋是完全不可能得逞的。”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远远不如“跨党分子”毛泽东。那时的毛泽东,既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又是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够“红火”的。

“狠狠教训他们一顿”~~~~~~~~~~

1963年,蒋介石回首那段在党内没有地位的不愉快的日子时,曾这么说及:“我是21岁入党的,直到27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虽然以后总理既不断的对我加以训诲,亦叫我担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并不曾向总理要求过任何职位,而总理亦不曾特别派我入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一直到40岁的时候,我才被推选为中央委员。”

波匈事件还在发展,赫鲁晓夫的话不灵了,于是再次请求中国帮助他收拾残局,毛泽东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团结,便让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中断了访问,返回北京,准备赴苏,毛泽东向周恩来说:“苏联领导人是被他们的物质利益迷了眼,对付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狠狠地教训他们一顿。”

1924年1月30日下午3时50分,广东高等范学校礼堂里传出洪亮的三呼“中国国民党万岁”口号声,宣告了这次历史性的大会结束。

1957年1月7日,莫斯科白雪皑皑,冷风嗖嗖。周恩来肩负重任来到莫斯科。周恩来走下飞机,赫鲁晓夫一个箭步冲上去,同周恩来握手、拥抱,以最高规格请周恩来下榻于克里姆林宫沙皇居住过的宫殿内。

翌日,毛泽东出席了中国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即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各地执行部,毛泽东被派往上海执行部工作。

1月8日赫鲁晓夫明确表示,希望周恩来协助他们对波匈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做些工作。于是,周恩来于1月11日访问了华沙,接着于1月16日访问了匈牙利,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匈牙利人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敌视态度。周恩来回到莫斯科,向苏联领导人通报了访问波、匈的情况。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诚恳地对赫鲁晓夫进行批评:“维护兄弟党的团结,兄弟国家的关系,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大国沙文主义,特别是各国、各党内部的事应由他们自己处理。有意见可以商量,不能搞外部压力,干涉兄弟国家内政。赫鲁晓夫同志,你在波兰问题上处理得不太好。波匈事件是沉痛的教训,它们就是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激起的。”

蒋介石呢,他也被安排新的任命。孙中山急急催他来粤,不是要他出席国民党“一全”大会,而是另有任职: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宣布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委员7人,即王柏龄、邓演达、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28日,孙中山指示,以位于广州东郊、珠江黄埔长洲岛上的广东陆军学校和广东海军学校原址,作为新办的陆军军官学校校址——由于位于黄埔,从此亦称黄埔军校。

赫鲁晓夫这条鲁莽汉,终于“炸”了,他蓦地站了起来,粗鲁地指责一些东欧兄弟国家领导人,说他们要了苏联的金子,还要骂苏联,同西方勾勾搭搭,是“狗屎”、“坏蛋”、“像驴一样”。此时赫鲁晓夫性格中的劣根性全部暴露出来。他瞪大眼睛对周恩来说:“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话,无论如何,我出身工人阶级,而你却是资产阶级出身。”

原来,孙中山从多年的失败之中,痛感国民党必须有一支自己的有力的军队,决定兴办陆军军官学校,在孙中山眼中,蒋介石原本在日本学军事,是一位将才,因此只在军事上倚重蒋介石,并未把他作为一位政治活动家——正因为这样,在遴选“一,全”大会代表时“忽略”了蒋介石,孙中山希望蒋介石专心办军校。

周恩来巧妙地回敬了赫鲁晓夫一句:“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你出身工人阶级,我出身资产阶级。但是,你我都有共同的地方,我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蒋介石不屑于区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职(此时他尚未意识到这一职务对于掌握军权的重要),掼纱帽了。2月21日,蒋介石向孙中山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递交了辞呈。未等批准,他就打道回乡,到老家溪口去了。

赫鲁晓夫听了十分尴尬。他把话题一转影射中国也有大国沙文主义:“据说,在越南、老挝,有很多中国人?”

也就是这时候,毛泽东也离开了广州去上海。毛泽东住在上海香山路三曾里的中共中央机关里,一面做中共中央局的秘书工作,一面又做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

周恩来微笑道:“不少,连国王的祖父都是中国血统的,访华的代表团也有几个是中国血统的,所以,我们强调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使他们安心。五项原则加上一条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我们对各兄弟党,兄弟国家是平等的,没有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别人。”

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颗中国政坛新星在广州短暂地同处了一个多月,一个挂着笑脸,一个哭丧着脸,离开了那里……

赫鲁晓夫听到这里,一时语塞。

四 转眼间毛泽东跌入逆境

毛泽东访苏~~~~~

毛泽东和蒋介石一别一年半。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亲自率代表团参加莫斯科会议。毛泽东健步走下飞机,赫鲁晓夫跨步向前,紧紧抱住毛泽东,表示亲切和敬意。

当毛泽东和蒋介石重逢之际,蒋介石今非昔比,已是手握重兵的国民党新贵了。

赫鲁晓夫以得意的神情对毛泽东说:“这次我们也给铁托发了邀请,他不来是他自己失礼;如果来了,正好可以批他。”

毛泽东呢?他显得疲惫、苍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

毛泽东听了这话,说道:“铁托不来要理解他们。斯大林整了人家,情报局把人家赶跑了,肚子里能没有气吗?能饶人处且饶人。”毛泽东吸了口烟问道:“铁托不来,别人来吗?”

赵恒惕,当时的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湖南的霸王。

赫鲁晓夫说:“卡德尔来,他是一个笔杆子,南共的重要文件多半出自他的手。”

毛泽东跟蒋介石的境遇,恰恰倒了一个个儿。风云变幻无常。人世沉浮无定。原本在“国”“共”两边都颇为得意的毛泽东,在这一年半中,落得了那般的不得意……

毛泽东很感兴趣地笑道:“我倒很想会会他,听听他有什么见解。”

在上海,毛泽东常常进出于法租界环龙路44号,那里是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所在。他出任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兼组织部秘书。作为秘书,每逢召集执行委员会议,总是由毛泽东担任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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